香港高等法院：禁止宗馥莉提取汇丰账户资产

　　8月1日摄于香港高等法院 摄/成孟琦

　　8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对宗庆后家族财产纠纷案进行内庭聆讯，批准对信托资产的保全令，并要求被告宗馥莉等披露汇丰账户

　　文|《财经》特约撰稿人 李莹 成孟琦

　　编辑 | 杨立赟 杨秀红 朱弢

　　8月1日下午4点，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家族的财产纠纷案在香港高等法院进行聆讯。

　　当日，过百人的队伍排队等待着51号审讯厅大门的打开。然而，上百人并未等到开庭审理，由于此案当值法官正处于休假状态，现场仅有一方代表到场领取判决结果。随后法院工作人员开始驱散排队队伍，等候多时的媒体迅速跟随领取结果代表离开法院大楼行至金钟道上，但对方全程回避交流。

　　三名原告分别是自称宗馥莉“同父异母”弟妹的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第一被告是宗庆后婚生女宗馥莉，第二被告是宗馥莉控制的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下称“Jian Hao”）。

　　当天下午6点，香港高等法院公示了该案的聆讯结果：

　　法庭批准资产保全令（Preservation Order），禁止被告提取或抵押汇丰账户内的资产。允许账户继续进行投资操作，但不得转移或设押。

　　法庭批准信息披露令（Disclosure Order），被告需披露汇丰账户的最新余额，披露2024年2月2日以来资产的变动、去向及交易细节，以及108.5万美元资金的具体流向。

　　此外，法庭作出一系列其他决定，包括被告需支付原告的诉讼费用（含律师费）。保全令持续至杭州诉讼终结或法院进一步指令，这是为了确保杭州中院审理期间，争议资产（18亿美元）不被转移，为未来判决执行提供保障。 

　　宗庆后于2024年2月2日分别立下了两份遗嘱，其中一份涉及其特定的海外资产，但未涵盖Jian Hao及其资产，另一份则涉及其在中国内地的境内资产。这两份遗嘱均未提及原告宗继昌等三人和其母亲杜建英。

　　根据判决书中提到的三份关键证据，宗庆后要求为宗继昌等三人各设7亿美元信托，并且委托宗馥莉设立。宗馥莉承诺设立信托，宗继昌等人承诺不挑战遗嘱效力。

　　纠纷在于，宗继昌等人指控宗馥莉拖延设立信托，拒绝签署文件，且未经授权转移账户资金。法院文件显示，截至2024年5月31日，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持有17.99亿美元（折合141亿港元），主要包括债券及其他固定收益资产，以及部分现金和定期存款。截至2024年5月，约有110万美元从该汇丰银行账户被转出。

　　宗继昌等人诉讼目的在于保全在汇丰银行账户内资产，要求宗馥莉履行父亲遗嘱，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资产利息，并赔偿他们因资金转移而遭受的损失。

　　早在2024年12月，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三人便向香港高院申请了针对宗馥莉的临时禁令，以阻止她处置、处理或减少在汇丰银行的资产价值。法院在审阅原诉传票、原告方及律师确认书、原告承诺书等证据资料后，向被告发出了临时禁止令。

　　其后，代表宗馥莉的律师表明，她并不接受这些证据，又强调她未曾接获过宗庆后的相关指示。法官则表示，担心自己的命令可能会干扰杭州法院的案件，宣布将在约两个月后作出判决。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杜东林对《财经》表示，香港的聆讯包括程序和实体审理，内容和形式相对灵活和广泛。其中程序性聆讯主要针对案件中的诉求是否法院受理范围，或者部分诉求需要经过其他有权机构的认定等。内地的正式庭审主要是针对实体审理，内地庭审与判决两个环节联系紧密。

　　中国商贸咨询有限公司法务总监、香港注册海外律师张旭君对《财经》表示，今天是判决继续保全汇丰账户的资产，支持原告请求，属于确权类裁决，其核心目的是防止争议资产在诉讼期间被不当处置，从而保障后续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本次娃哈哈信托案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会成为海外判决的参考。

　　张旭君特别提到，从判决书的细节来看，此前市场猜测的娃哈哈相关家族信托实际上并未正式设立，这一点在判决书中有明确的信息支撑。她进一步分析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信托法律实践成熟的地区，此次判决将为其他涉及离岸资产和家族信托的纠纷提供重要参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宗家遗产纠纷的终结，“真正的关键战役可能还要聚焦于杭州中院的审理结果，那里将决定资产的最终归属和继承权的确认”。

　　在公众视野里，宗馥莉一直被视为宗庆后的独女。宗庆后其人，则是朴素的“布鞋首富”形象。相关诉讼揭露了宗氏家族的财产之争。

　　在香港案件进行的同时，宗继昌等三人还在杭州的法院对宗馥莉提起诉讼。

　　香港高等法院的此次判决虽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结果，但其意义不容忽视。从法律层面来看，它为跨境遗产纠纷中资产保全的处理提供了实践范例，尤其是在涉及离岸公司和境外账户时，如何通过司法程序防止资产转移，保障后续诉讼的顺利进行，这份判决给出了具体的操作路径。

　　从商业层面来看，此案暴露了家族企业在传承规划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尤其是当资产分布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家庭成员关系复杂时，若缺乏清晰、严谨的传承方案，很容易在创始人离世后引发纷争。张旭君律师提到，信托的设立和执行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涉及委托人意图的明确、资产的合法转移、受托人资质的确认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信托无法生效。在本案中，宗庆后生前虽有设立信托的意愿，但并未完成全部法定程序，这为后续的纠纷埋下了隐患。这也给其他家族企业敲响了警钟，在进行资产规划时，不仅要明确分配意愿，更要确保法律程序的完备性。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判决并非这场纠纷的终点。正如张旭君所言，真正的大战很可能在杭州中院展开。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此案也折射出中国民营企业在传承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随着第一代企业家逐渐老去，企业传承成为绕不开的话题，而家族内部的利益分配、继承权确认、资产跨境管理等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考验着家族的智慧和法律的完善程度。娃哈哈作为中国饮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其传承过程中的波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