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道锡行”：中国南方早期的锡业

摘要： ...

2025年7月22日，“中国南方早期锡业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赤壁隆重开幕。活动由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指导，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矿冶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筹）主办，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赤壁市文化和旅游局、赤壁市博物馆承办，咸宁市博物馆、北京科技大学材料考古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协办。

来自国内外30余家高校及考古文博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赤壁，聚焦中国南方地区早期锡业的新发现与新认识，研究青铜时代“金道锡行”资源流通，探讨商周秦汉时期南方地区金属资源的研究方法。

开幕式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主持，赤壁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王辉、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副处长张君、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先后致辞。开幕式上，出席会议的嘉宾为新成立的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矿冶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矿冶考古研究中心、赤壁大湖咀国际田野考古暑期学校揭牌。

开幕式主席台合影

本次会议分为一场专题报告和四场主题发言。

专题报告内容为赤壁大湖咀遗址田野考古收获与冶金考古研究初步进展，由武汉大学张昌平主持。

赤壁大湖咀遗址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院凡国栋介绍了赤壁大湖咀遗址2022年以来的考古收获。赤壁大湖咀城址面积约17.2万平方米，是长江以南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城址，结合周边同时期聚落分布以及出土青铜器背景，可以明确该城址是鄂东南地区幕阜山西麓的中心聚落。目前对城址的年代、文化面貌、城内的功能布局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正在开展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等多学科合作发掘，力求进一步揭示城址的更多历史内涵。遗址早期阶段受鄂东北、鄂东南等周边多个区域影响，并存在较多地方因素，晚期阶段受江汉地区影响明显，指示楚文化的东扩。报告重点介绍了城内发现的多处铸铜作坊区，其中陶范与石范共存、硅铁系合金化渣与熔铜坩埚共存，反映长江南北的技术在这里互动，呈现出多种冶金技术传统、多条冶金生产链并存的面貌。大湖咀遗址发现的熔炼锡渣，是目前长江流域最早的炼锡遗物，对于认识周代南方的金道锡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凡国栋发言

北京大学方立阳系统介绍了大湖咀遗址冶金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成果。通过对重要单位微遗物的获取与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初步揭示了遗址的冶金技术特征，并尝试探讨矿料来源与更替状况。研究显示，大湖咀遗址的冶金生产链条较为完整，涵盖了锡冶炼、青铜冶炼、青铜熔炼、铜器浇铸等多个生产环节，反映了鄂东南地区青铜产业的区域特色；遗址中的锡物料可能源自南岭山地，铅物料则经历了从鄂东铅到南岭铅的转变。大湖咀遗址还出土多件陶范，是长江以南先秦陶范的重要发现。大湖咀遗址的冶金考古发现，首次明确了长江中游地区周代铸铜遗址中纯锡料及冶锡渣的存在，有助于田野中更好地辨识与提取出锡冶金遗物。这些工作为探索东周时期锡物料的开发与利用，以及“金道锡行”等关键问题提供了线索，并从资源与技术的角度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格局变迁提供参考。

方立阳发言

张昌平在点评中指出，大湖咀遗址发现的丰富遗存在地域上拓展了鄂东南矿冶生产的范围，在文化面貌上反映了本地因素之外楚文化的进入，可以与大冶铜绿山四方塘的发现一起考虑。大湖咀还发现了青铜渣和陶范，以及可能是外来的锡，这些构成了青铜器生产的基本要素，从冶金的角度可能反映这里是区域性的中心。

张昌平点评

紧随其后的是四场主题发言。第一场发言的三位学者着眼鄂东南乃至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区域，围绕铜锡金属在使用、流通中的相互关联，资源与技术、经济与文化间的密切关系进行阐述，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主持。

北京联合大学逄硕以“鄂东南地区商周矿冶遗址调查及铜锡合金化生产初步研究”为题，介绍了近年来在大路铺文化核心区鄂东南大冶、阳新等地的矿冶考古调查工作，基于大冶、阳新地区的青铜合金化生产的面貌对“大路铺人获取锡资源的规模和动因”展开相关研究。鄂东南地区多处遗址在冶炼纯铜的同时，还存在一定规模的锡青铜合金化生产。报告重点介绍了大冶王香坪、大冶窄船山、阳新陈保畈、阳新余家垴等遗址中的合金化生产面貌，并围绕“大路铺人所掌握的冶金技术及对外输出的产品类型”“大路铺文化的冶金产业形态及锡资源的获取面貌的变化”等具体问题展开讨论。

逄硕发言

北京大学陈建立介绍“金道锡行与长江中游地区金属流通网络”研究进展。传世曾伯簠铭“金道锡行”反映金属铜与锡具有共同的运输途径或能够相伴流动，具有鲜明的春秋早期时代特征。在二里头至早商时期，青铜物料主要由中原流向南方，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南方冶金业逐步发展，青铜物料在中原与南方之间双向流动。西周中期起，长江中下游形成多个冶铜业中心，中游与下游立足各自金属资源禀赋形成竞争，南岭的锡在其中举足轻重，吸引广域金属流通网络不断向南延伸。长江中游地区能够耦合鄂东赣北所产铜料与湘南所产锡料，具有突出的资源禀赋和流通优势，因而能够在春秋早期协助中原地区摆脱金属匮乏的局面，并促进楚文化在域内的整合成型。报告指出，南方地区的资源开发与自身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原在青铜时代早期不断输出金属物料以满足南方铸铜业的需求，而当长江中下游冶金业发展壮大后，又反过来成为了中原地区青铜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保障。

陈建立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讲述“商周时期东南地区经济模式及其影响蠡测”。商周时期，东南地区在政权形态、社会发展水平等很多方面与中原地区存在明显差异，而手工业经济则是揭示和探讨上述差异的良好视角。中原商周都邑的布局明确地体现出手工业服从于政治的特点，东南地区在大规模手工业遗址群内或附近也存在一些城址，但呈现的经济属性较强，其兴起往往可归因于附近繁荣的手工业生产。在浙西北、赣东北等地，商代已出现发达的窑业生产，附近的一些大规模聚落可能与陶瓷产品的贸易流通有关。在长江沿线的铜业地带，如安徽南陵牯牛山城就很可能与皖南铜矿开发、铜料输出有密切关系；大别山东麓前往“繁阳”的要道枞阳地区，也存在一批重要遗址，很可能是金属生产与贸易的重要节点。此外处于交通要道的地区，如长江下游的宁镇地区、浙皖赣闽间的衢州周边，闽北的浦城、光泽等地，突出的区位优势也促进了区域中心的形成。总体上，商周时期东南地区经济模式主导了政治发展，经济生产中心、贸易交通枢纽都有助于政治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并且认识经济上的多中心有助于探讨政治上的多中心格局。

徐良高发言

李峰在点评中指出，从文献层面可以了解到商周时期金属流通的路线随时代在不断变化，并且国家对资源的分配也十分重要。从国家形态层面，中原进入成熟国家阶段时，南方仍处于国家形成阶段；从聚落形态层面，鄂东南地区商周时期铜业发达，应该重视本地如何组织这些生产。

李峰点评

下午开始的第二场发言聚焦两湖地区周代锡器及相关问题，由山东大学方辉主持。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瞿磊以“当阳赵家湖春秋墓出土锡簋再识”为题汇报湖北当阳赵家塝春秋墓出土遗物再整理中的收获。当阳赵家塝墓地是认识楚文化成型过程的重要材料，以往M8出土的一对春秋中期簋经检测为纯锡质。近年报告者对湖北省考古博物馆藏赵家塝M2与M4簋进行检测确认亦为锡质，前者为锡铅合金，后者为纯锡。赵家塝诸墓年代集中于春秋中期，展现了南向墓族群逐渐接受青铜礼制的进程。赵家塝出土锡簋与高锡容器反映沮漳河流域汇聚南岭锡资源的能力。在沮漳河流域，稍晚阶段的赵巷墓地仍出土漆簋及大量锡箔片饰，赵巷出土的多件器物都指示与秦文化区关系密切，这一区域广泛存在的远距离物料交流及人群移动，反映其在楚文化区中的重要性。

瞿磊发言

郑州大学尚如春介绍赤壁土城城外墓地相关问题研究。通过对赤壁土城城外王家岭和花园岭墓地出土典型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将墓地划分为三期七段，认为墓地年代上限可提早至春秋晚期早段，下限亦不晚于战国晚期早段。通过对城外墓地布局结构的考察，认为两墓地应经过专门规划和安排，墓主拥有共同的楚文化传统，属于楚人内部的若干不同家族或其分支，生前居住于土城城内，死后在城外多数以族为单位进行分区集群埋葬，墓葬排列有序，部分还遵循一定的埋葬规律，同时部分人群之间亦存在某种地缘关系。墓地整体体现了血缘组织地缘化趋势。研究还重新厘定了土城战国城址的年代，认为其下限可至战国中晚期之际。土城城址作为战国早中期楚国在湘鄂边界设置的一处地方城邑，通过移民并派驻高级官吏进行统治和管理，城址的修筑及城外诸墓地的发现反映了这一时期楚国对鄂东南及其以南地区的开发与经略过程。

尚如春发言

北京科技大学张吉介绍荆州纪南城战国铸锡遗存与锡铅资源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纪南城内西南部的陈家台发现了铸炉、锡渣及锡锭等冶铸遗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纪南城工作站组织整理了这批锡锭，包括长方形、圆台及圆锥形等多种形制，材质均为含少量铅的锡铅合金。不同于长方形锡锭，两件圆形锡锭都无法堆叠，或许是回收修墓所需锡攀钉的余料而浇铸的。在纪南城以南的花园村遗址，战国早中期遗存中包含锡块、石范及较丰富的印纹硬陶，指示松散灵活的铸造业布局，花园村出土硬陶可能来自湘鄂赣交界的幕阜山地，与同时期铜锡料流动方向基本重合，暗示越人在其中可能扮演较为活跃的角色。纪南城内外楚墓出土铅器的铅同位素分析能够明确这一时期荆州地区应用的铅料主要有南岭与东秦岭两个来源，前者流通距离远，应当是与锡相伴而来的铅，后者则是纯铅，能够体现汉水中游与荆州地区之间的密切互动。

张吉发言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韦星星介绍湖南汨罗高泉山战国墓出土锡器研究。汨罗高泉山墓地位于汨罗市区，西北距罗城遗址约4公里，是罗城周围年代上限较早的东周墓地。此前水泥厂、司法局等地点先后发现春秋墓葬，出土“罗子”盘、“鄝叔义行”戈等有铭铜器。2023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高泉山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东周时期墓葬64座，墓葬时代自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出土陶器、铜器、锡器、玉器、琉璃器等300余件（组）。这批墓葬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方面与江陵地区发掘的东周楚墓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基本完善了罗城周边楚墓的年代序列。此次发掘有7座战国早中期墓葬共出土11件（组）锡器，数量较多，类型丰富，为研究这一时期楚人对湘南地区锡铅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商周时期“金道锡行”网络路径与流通提供了重要资料。

韦星星发言

方辉在点评中指出，整理旧材料和发现新材料过程中都有好的收获。这次会议把与锡相关的零星材料汇聚到一起，锡料方面，可以关注铸锭的形状，比如金文中指示铜料的“铝”，两个圆点可能就是锭的象形，锡器方面，需要考虑锡在不同区域贵重程度也有不同，在产地附近可能因为来源丰富，会有更广泛的应用，比如制作明器。相关成果发布之后，各地可能都会开始检视自己以往报道的材料里是否也有锡器。

方辉点评

第二场发言汇集南方其他地区早期锡器、锡冶金的重要发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锦琼主持。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长城介绍了云南个旧锡矿资源的考古学观察。云南省东南部的个旧地区早在汉代就是中国西南边疆地区重要的金属矿料产地。这一地区不仅有冲子皮坡汉代金属冶炼遗址，而且附近的黑蚂井汉代墓地、石榴坝墓地的部分墓葬出土的陪葬品有铅锭、铜块、炼渣等冶炼遗物。这些罕见的材料说明墓主人与采矿业、金属冶炼及制作关系密切，能够反映汉代这一地区金属生产的重要信息。对这些遗存的分析研究，表明个旧地区存在矿石原料（特别是锡矿）的开采、冶炼、合金铸造等生产技术活动，具有完备的金属产业链，是汉代西南边疆地区的一处重要的金属生产中心。

胡长城发言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葛帅坤介绍绍兴地区锡金属相关考古新发现。绍兴通过近年持续的考古发掘，新出土了一批锡、铅制品，种类丰富，年代跨度从战国一直到东汉。表明绍兴作为越国都城所在地，立足东南，具有较强辐合南方贵重资源的能力。东周时期发现了较多的锡锭、铅锭，以及包裹木构件的锡铅合金材质的金属皮等，显示当地对铅、锡的使用没有局限于合金化铸造和焊接青铜器，更扩展到用于连接、固定木构件（包括木壁水井的连接），乃至制作锡质戈形器等越文化器物。稽中遗址目前已出土锡饼、锭、丝类金属原料，发现了在铁甲表面镀锡的独特工艺，相关研究正在持续进行。这些显示了越人对锡、铅这类低熔点金属的广泛运用。近年学界对大量越式青铜器、上虞银山铅矿石等的铅同位素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揭示了东周时期越国本土铅料的开采冶炼和辐射流通。最新的田野调查在银山周边发现了炼铅遗物，尽管数量不多，但年代很有可能早到东周越文化阶段，是研究越国炼铅技术的重要新材料。

葛帅坤发言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刘自枝介绍了九江荞麦岭遗址群考古调查与发掘收获。江西是南方重要有色金属成矿带，赣北瑞昌铜岭铜矿、德安彭山锡矿等禀赋突出，且处于矿田集中区，此前已有多位学者研究推断彭山锡矿田在商周时期可能已被开发。2021-2022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博阳河上游东面支流开展调查，发现42处先秦至汉唐遗址，其中先秦遗址数量颇多。荞麦岭遗址群是长江中游南岸重要大型聚落遗址，对认识长江流域夏商文化全貌意义重大。2022年至今发掘的岭头上遗址，是荞麦岭遗址群中面积较大的一处，其西北距荞麦岭遗址约300米。已发现遗存年代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代早期为主，出土大量文物，其中一件商代早期铜镞合金经检测为高锡青铜。此外，勘探显示存在环壕围绕遗址墩台，与外侧古河道相连。综合来看，赣北地区重要商周遗址围绕铜锡资源集群分布。虽暂未发现彭山锡矿在商周时期存在开采利用的直接证据，但空间关联为探讨“资源-遗址”关系提供关键视角，推测该区域先秦时期可能形成以铜锡资源为核心的矿业体系，涵盖开采、运输、加工等环节，荞麦岭遗址群处于交通与资源网络关键节点。

刘自枝发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雨生介绍广东阳春市石望镇铁迳村发现的南汉至北宋时期冶炼铸铅钱遗址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发现了近百座的窑炉，出土多件“乾亨重宝”铅钱石范等重要遗物。考古发掘了10余座竖炉，明确其基本结构是下部分挖掘生土堆筑，上半部分为砖土混筑，结构相对完整，特色明显，鼓风口、金门结构清晰。该发掘是广东省冶金考古工作的重要进展，揭示出的炼铅竖炉形制十分完整，在国内罕见，对于了解五代十国时期岭南地区的冶铅与铸铅钱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陈雨生发言

唐锦琼在点评中指出南方重要的锡资源地都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个旧是著名的锡都，希望能够在墓地与器物研究之外，也能长期稳定地开展一些针对古代矿业的工作。

第五场报告展现自然科学方法及中外对比视角在早期锡冶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由北京大学陈建立主持。

江西师范大学的黄梅作了“金属资源与汉移民：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金属器的铅同位素分析”的报告。个旧黑蚂井汉代墓地位于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锡矿区，墓中随葬的锡矿砂和铅锭等冶炼遗存表明墓主人与当地锡、铅矿开采和冶炼密切相关。本研究对黑蚂井墓地出土和采集的76件青铜器和冶金遗物进行了合金成分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合金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汉式青铜器，如铜壶、铜盘、铜耳杯等生活器具与货币主要为铅锡青铜，铜锄、铜戈、铜矛等西南夷风格器物为红铜和锡青铜。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显示，黑蚂井青铜器及冶金遗物主要利用了个旧的矿料在当地生产。黑蚂井青铜器的形制不仅与岭南地区的汉式青铜器相似，且两地青铜器的矿料来源一致，皆来源于个旧当地的矿山。推测个旧金属矿产资源采冶活动吸引了大批岭南人群的加入，他们对外输送金属原料，使个旧迅速成为汉代铅锡原料供应中心，来源于个旧的铅、锡矿资源被输送至云贵高原、岭南和东南亚等地区。

黄梅发言

北京大学马仁杰汇报“商代铅锡资源的时空演变与溯源研究”相关成果。他指出商代铅锡资源呈现跨区域同步演变特征，特别是商与远方青铜器在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的使用和变迁上基本保持同音共律，暗示这一特殊资源有着共同来源。锡同位素比值分析则首次系统揭示出商代锡料资源的变迁情形，中商时期的锡资源开发重心可能位于南岭锡矿带，至晚商时期已北移至大兴安岭锡矿带。商代锡料资源网络的兴起与转变历程，反映“金道锡行”可能在中商时期已现雏形，也佐证了大兴安岭地区锡资源的开发活动很可能已纳入到殷墟时期的青铜产业链之中。

马仁杰发言

南京大学佘加新介绍了锡同位素分析方法在考古科学中的应用。锡元素不仅在现代工业中不可或缺，也是青铜器的重要组成元素。锡有十个同位素，在考古研究中应用潜力巨大。本次报告介绍了锡同位素考古的示踪原理，锡石和青铜器的锡同位素分析方法和标样问题，强调了测试需要的材料的量很少。随后，又介绍了锡矿的分布和相应的锡同位素数据情况，说明了冶炼过程基本上不产生锡同位素分馏。最后介绍了三篇文章，均开展了含锡文物的锡同位素研究，或结合统计学方法，或综合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数据，展示了锡同位素考古的巨大应用潜力，最后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佘加新发言

北京科技大学高祎汇报了郑韩故城出土微型覆锡明器的初步研究。新郑郑韩故城内外多处郑国墓葬中出土成组合的实心微型陶明器，造型仿铜但较抽象，表面普遍有灰白、黑褐色的锡箔层，材质为纯锡或锡铅合金。红外光谱分析确定陶明器与锡箔间存在有机胶结物，表明器物表面贴附锡箔。铅同位素分析指示自春秋早中期直至战国初年制作锡箔的原料均产于南岭山地，当获取自长江中游。新郑东周微型明器在器形器类上仿铜，在外观上因贴锡箔而呈现亮银色，在材质方面并非陶器，部分器物与铜器泥芯有一定相似性，从多个层面丰富了锡衣陶礼器的内涵，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原地区对贵重金属资源的消费观念及在丧葬礼俗中的利用方式。

高祎发言

南京大学张良仁介绍“欧亚大陆的锡矿带和锡料贸易”。报告指出锡在地球上的分布非常有限，在欧亚大陆上存在若干锡矿带，在青铜时代早期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锡料贸易。为解决中国新疆及周边地区锡青铜的资源来源，南京大学在铜锡资源丰富的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蛇山遗址开展了发掘，其中公元前二千纪末的铜器及冶金遗物中，锡青铜却非常少，可能是这一阶段的技术特征。在公元前三千纪，欧亚大陆西部经历了持续的锡青铜化历程，锡的消费迅速增长，锡的来源成为研究者关心的重要问题。两河流域出土文书中记载了西亚地区锡的贸易与在其他经济活动中的应用。在土耳其，著名的乌鲁布伦沉船中出土了大量铜、锡锭，研究者推断锡料大部分来自中亚，现在在中亚地区也发现了早期的锡冶金遗址；伊朗西部的锡资源可能满足了两河流域锡青铜的需求；以色列沿海出土的锡锭则经多种科技分析方法推断锡料来自英国的康沃尔。中国的锡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华南地区锡矿作为亚洲东南部大型锡矿带的一部分，还需要考虑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将来可以考虑利用更多的方法去追溯中国境内的锡料来源。

张良仁发言

陈建立在点评中指出锡在古代应用广泛，在溯源与工艺等方面涉及一系列前沿问题，中国西南地区金属器与资源对东南亚的影响、锡箔在陶质材料上的装饰方式、锡的远距离获取方向与途径等问题都仍然有很大的研究余地。

其后会议进入自由讨论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主持。

美国芝加哥大学李永迪高度认可中国考古尤其是科技考古近年取得的进展，他针对会议发言中介绍锡在东周时期应用广泛，尤其是出现在规模很小的墓葬中很不起眼的丧葬明器中，与我们以往想象中昂贵的奢侈品形成了鲜明反差，提出应如何看待锡的珍稀性。北京大学陈建立回应锡在冶金史中处于十分关键地位，是制作高性能青铜不可或缺的材料，锡资源在中国分布不均，故而稀缺性主要是针对中原而论。从长时段看，锡的珍贵程度随时代、供应方式还存在波动。山东大学王全玉也认可锡在商周时期的珍贵性，指出殷墟青铜器的锡铅比能够反映器物制作水平与墓葬等级，也应考虑锡及含锡合金的视觉效应。王全玉还分享了她在从事英国出水锡锭、锡同位素溯源等方面的研究心得，指出锡资源在探讨欧亚远距离交流方面具有独特价值。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树祥结合大冶铜绿山遗址考古资料整理经验，指出组织多学科研究与探索锡资源来源的必要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主持会议闭幕式。与会专家对会议议题高度认可，对鄂东南乃至南方地区冶金考古工作寄予期望，并建议应将矿冶生产与经济模式、国家治理密切联系起来，从南方贵重资源的角度解答更重要的问题。方勤结合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强调锡的重要性，表示会围绕“金道锡行”的丰富内涵，继续推动相关地区的工作，让新成立的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矿冶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