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一座天籁阁，半部中国书画史”，天籁阁是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的藏书阁名，其收藏涵盖1400余件书画珍品，贯穿东晋“二王”至“明四家”。
“天籁回响——项元汴诞辰500周年书画特展”这些天正在嘉兴博物馆对外展出，并将于8月10日闭幕。近日，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系2022级“艺术访谈与编辑”工作坊专访了项元汴特展策展人刘云峰。
“借展所得项氏旧藏真迹仅5件，却构建了多维阐释框架：从其画像、题跋、鉴藏印，到其家族背景、商业网络、文化贡献等角度综合呈现。”刘云峰说。
天籁回响——项元汴诞辰500周年书画特展
明代鉴藏家项元汴是中国书画鉴藏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浙江嘉兴先贤，其所建立的天籁阁被誉为汇聚“半部中国书画史”的殿堂。2025年6月28日，嘉兴博物馆推出“天籁回响——项元汴诞辰500周年特展”，展览一经开幕便引起广泛关注。尽管天籁阁旧藏而今散落于全球各处而难以汇聚，但展览清晰地呈现了项元汴与天籁阁及其所根植的嘉兴文脉。
展览现场
问：请谈谈这次展览的缘起。
刘云峰（以下简称“刘”）：2025年项元汴诞辰500周年是个重要节点。嘉兴市对文化非常重视，2022年引进浙江大学和浙江省文物局联合编纂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大系”项目组之前就已经发现中国历代重要绘画中有很多与项元汴有关，嘉兴美术馆展出的“大系”阶段性成果展中，特设“大系中的天籁阁藏品”单元来大力介绍天籁阁旧藏和项元汴。
对于嘉兴而言，收藏的土壤从明代项元汴到清中期的张廷济是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的。2019年我策划了张廷济与乾嘉道文人圈的展览，在我看来他和项元汴是同一文化不同时期的两个代表人物，所以当时就开始关注。天时地利人和，便有了这次展览。
问：项元汴在鉴藏史上赫赫有名，但并非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对于当下而言，这个人物的重要意义在哪里，能否和更多的普通观众介绍他的重要性和本次展览的策展主题。
刘：项元汴是中国历史上毋庸置疑的最有名的鉴藏家，这是大家公认的。我们要做藏家，要找不光是在嘉兴更是在全国都有代表意义的人物。嘉兴做项元汴的展览正是因为他在藏家中数一数二的地位，他用“盖章”的方式来显示藏家在历史上的痕迹，没有人比他盖得更多。嘉兴虽然名人很多，但就一个特定领域而言，项元汴是更具代表性的人物。举办项元汴的特展，不仅对于嘉兴，在全国范围来讲也是意义重大的。
我觉得收藏要关注地域，从项元汴往后数可以发现，嘉兴是有收藏土壤的，也有自己的收藏传统，包括清代张廷济、民国时期海宁钱镜塘，都是全国闻名的收藏大家。嘉兴历史上的有钱人更多地会把财富放在艺术品收藏上，这不光是对书画也是对嘉兴地域文化的展示。
作为策展人，我更想将项元汴的深远影响作为展览的重点，所谓“回响”是指天籁阁不仅对项元汴身处的时代，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展览名字叫“天籁回响”。
问：天籁阁的收藏规模极其宏大，许多珍品现藏于高规格的机构和私人藏家手中。本次展览联合全国16家文博机构借展，但展品仅是天籁阁收藏的冰山一角。在协调借展过程中遇到哪些挑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何在策展上解决这个问题?
刘：很多作品我们都想借但是借不到。天籁阁旧藏分散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这对于我们的借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嘉兴市是地市级博物馆，要跟很多省级博物馆借藏品，难度非常大。但是这次比较令人欣慰和惊喜的是四川博物院愿意借给我们宋孝宗的手诏卷。宋孝宗是出生于嘉兴的皇帝，这件作品无论是对展览还是嘉兴，意义都很不同。
南宋宋孝宗的手诏卷 四川博物院藏
南宋宋孝宗的手诏卷（局部）
宋元时期的真迹偏少是展览最大的一个遗憾。现在全国很多博物馆都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元及之前的作品尽量不外借。因为国内主要的藏地——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他们的藏品虽然数量多，但是早期的国宝级重量文物是几乎不太可能外借的。故宫博物院给我们提供了两件复制品——《五牛图》和《兰亭序》，故宫自己可能都难得去展这些重量级作品，更别说借出来。我们如果能借到这些重要藏品的九牛一毛就可以让这个展览轰动，但现实是借不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办法就是展览侧重阐释项元汴和天籁阁的影响，另外就是从天籁阁的藏品转化——当代人的临摹创作来深化主题，以及通过3D数字化技术来展示早期藏品。
“第四单元 天籁阁藏品的转化”展厅
问：展览包含5件一级文物、22件二级文物和10件三级文物，为什么选择这些作品？哪些作品比较重要，可以为观众介绍一下吗？
刘：展览旨在从多角度来展示天籁阁和项元汴。天籁阁旧藏固然是展览的核心之一，最重要的展品就是宋孝宗赵昚手诏卷；同时，项元汴的三幅画像希望能够让大家更立体地认识项元汴；展览还展示了天籁阁同时代产生重要影响的书画家作品，我选择了文徵明为代表，他对于当时的文人和书画家有很大影响；还有项元汴及其后人的作品——以往大家对项氏家族的关注多集中于收藏，其实他们的创作同样不可忽视。他们既是科举世家也是经商世家，从项元汴这代开始逐渐进入书画世家的行列，绵延四代、跨越一百多年的传承在中国书画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也是中国书画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可以说，项氏家族的书画传承也是天籁阁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这也是我希望大家从展览中了解到的东西。
明 马图《项元汴画像》 上海博物馆藏
民国 庄益三、郭兰泽《项元汴画像》 嘉兴美术馆藏
民国 马图款 《项元汴画像》 首都博物馆藏
明 项德新 《竹石图轴》
问：展览开篇提到，“一座天籁阁，半部中国书画史”，是什么成就了天籁阁的书画收藏？天籁阁对于明代江南地区的文化生态有什么影响？
刘：项元汴及天籁阁在嘉兴的出现，兼具偶然与必然。嘉兴当时便利的交通，催生了其历史上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之一，这构成了天籁阁兴起的必然土壤。至项元汴一代，得益于家族数代积累——其曾伯祖项忠在科举上的成功，为项氏奠定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其父项铨则凭借经商积累了巨额财富；加之项元汴本人卓越的商业才能，家族积累至此臻于顶峰。项元汴本人对艺术的极致热忱，驱动他将家族巨额财富倾注于艺术品收藏。因此，嘉兴发达的经济基础、繁荣的文化氛围加之项氏家族数代积累，共同铸就了天籁阁恢弘的书画收藏体系。
在项元汴时代之前，书画艺术中心位于苏州，以吴门画派为代表。文徵明之后，这一中心转移至嘉兴。依托项元汴与天籁阁的非凡影响力，嘉兴一跃成为彼时江南乃至全国的艺术核心。天籁阁在此艺术中心的地理转移中，发挥了关键的承上启下作用。其后，随着董其昌的崛起，中心转移至松江。
项氏家族谱系
问：项元汴的收藏体系以晋唐法书与宋元文人画为核心，这种趣味如何受晚明复古思潮、家族商业资本及江南区域竞争综合影响？其真伪鉴定能力和收藏的趣味是否随收藏经验逐步提升？
刘：项元汴拥有卓越且超前的艺术审美，其眼光即便以今日视角审视亦不过时。他基于个人审美偏好，系统性地收藏其认定的中国书画正统之作，尤以赵孟頫及吴门画派为代表。更加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早期艺术珍品的搜求与保存贡献卓著，如顾恺之《女史箴图》、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等晋唐杰作。这些年代久远的作品历经沧桑，传世极为不易，其收藏更显珍贵。
同时，项元汴的收藏与鉴定深受早期吴门画派影响。他的收藏体系并非与之割裂，而是呈现出清晰的一脉相承关系。其收藏实践与艺术观念，尤其是对赵孟頫文人画传统的推崇，既植根于吴门滋养，又深刻代表了当时书画艺术的主流取向。
明 文徵明 《行书七言诗轴》
明 文徵明 《水墨枯木幽兰图轴》 海盐县博物馆藏
问：从前些年的展览中我们也关注到，嘉兴系统性地加强了对项元汴、张廷济等本土重要收藏家的研究与展示（如本次“天籁回响”特展、金石春秋——张廷济与乾嘉道文人圈）。本次展览配套的学术研讨会特别发布了两部研究论文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与天籁阁》《中国古代书画艺术与天籁阁收藏》。为何会推动这一系列关于私人收藏家的深度研究？这些最新的研究在天籁阁收藏体系、藏品流传或项元汴鉴藏活动方面是否有新突破？
刘：嘉兴对项元汴、张廷济等重要藏家的研究与展示，既着眼于深化收藏领域的研究路径，也根植于弘扬其深厚的名人文化，名人文化是嘉兴的核心文化标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嘉兴人杰地灵，革命文化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史前的马家浜文化即为江南文明的重要源头。嘉兴历史上名人荟萃，如何系统研究名人文化、寻找其代表性人物，正是我们通过系列展览与学术研讨会希望探讨的课题。无论是项元汴还是张廷济，我们都致力于通过对其在收藏领域的影响及其名人文化价值的深入挖掘，塑造嘉兴在书画收藏史上的独特符号，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提到嘉兴即想到收藏之城，想到项元汴”的广泛共识。
本次研讨会及相关论文集，汇集了全国学界在项元汴及书画鉴藏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近十余年来，封治国、沈红梅等学者持续深耕项元汴研究，已掀起一股研究热潮。值此项元汴50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期待这股热潮达到顶峰，并推动其获得持续、深入的关注。
问：您又如何看待，过去及当下私人收藏对于文物流传、保护、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
刘：博物馆作为近代产物，自南通博物苑始现雏形，至清帝逊位方有国家博物馆之建制。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书画艺术的世代传承，在漫长的前博物馆时期，正是依赖项元汴等私人藏家的守护才得以延续。私人收藏虽偶有争议（如项元汴钤印题跋之癖，然其详录作品信息于题跋，实为价值考据之关键），但在当代视角下，我们更应珍视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若无私人藏家之力，诸多重量级书画恐难存世。这也正是项元汴及其前代藏家群体，其历史评价由昔日的部分争议，逐渐转向今日高度肯定的深层原因。
历史反思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私人收藏的缺席，将导致中国书画传承链的巨大断裂与失色。因此，私人收藏对于文物的流传、保护与研究，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即便在当代，私人收藏体系仍是国有收藏不可或缺的补充，持续为书画文物的存续与流转贡献力量。我们推崇项元汴等藏家典范，不仅是对其历史功绩的确认，亦将为当代收藏实践注入强劲的精神动力与价值参照。
问：嘉兴市近年创新启动名人群像工程，嘉兴博物馆作为一座地级市博物馆响应并积极推动，举办过许多名人专题展，比如“真如是观——赵孟頫《金刚经》发现成果展”，嘉兴博物馆是如何对展览方向进行规划并推动嘉兴书画之城建设的？
刘：嘉兴博物馆作为地级市馆，其藏品体系主要聚焦于地方及本土名人之作，因此系统梳理地方性藏品是首要任务。展览有别于纯学术研究，更需以展品为核心叙事载体，避免成为文献的堆砌。同时，需全面梳理全国博物馆中与嘉兴相关的藏品资源。在此基础上，结合重要文化节点（如项元汴诞辰500周年）策划主题展览——此类节点对于项元汴等文化巨匠意义重大，而展览正是将抽象纪念具象化呈现的最佳媒介。为此，嘉兴博物馆秉持“早谋划、早梳理、早策展”原则，提前布局：自2022年起，历经三年筹备，确保2025年特展如期推出。
嘉兴“书画之城”的建设是一项立体宏大的系统工程。其内涵不仅涵盖收藏领域的代表人物（如项元汴、张廷济、钱镜塘），亦包括书画创作巨匠（如元四家之一吴镇、“海派”名家蒲华），以及 “通人”学者沈曾植等。这些贯穿元、明、清至近现代，横跨收藏、绘画、书法、金石等多领域的杰出人物，共同编织了一张璀璨的名家网络，有力印证了嘉兴在中国艺术史中的卓越地位与成就。
问：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合作策划出兼有地方性和学术性的高质量展览？
刘：资源有限性是策展中常面临的挑战。在策划张廷济展览时，我了解到嘉兴博物馆其个人藏品与作品并不多，破题的关键在于寻找精准的切入点——最终选定“张廷济与乾嘉道文人圈”。这一视角不仅涵盖其本人作品，更纳入了大量反映其文人交游互动的珍贵物证，极大拓展了展品来源。
聚焦单一历史人物时，若仅呈现其个人作品，视野往往受限，更需关注其时代影响力与文人圈互动，方能全面展现其历史作用。书画作品本身具有鉴赏门槛，主要吸引特定爱好者；而通过历史现象切入，则能有效扩大受众范围。这一思路既赋予展览新意，亦在展品组织上提供了更广的遴选空间与叙事维度。
本次项元汴展览同样实践此理念，借展所得项氏旧藏真迹仅5件，若仅从“收藏家”单一维度出发，显然难以支撑完整叙事。因此，我们构建多维阐释框架：从其画像、题跋、鉴藏印，到其家族背景、商业网络、文化贡献等角度综合呈现。这种方式不仅立体还原文化名人的真实生态，使展品组织更为从容，更能深度揭示其在艺术史脉络中的关键地位与价值。
问：在你们看来，地方博物馆目前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机遇在哪里？
刘：当前，“博物馆热”的兴起是最大机遇，它吸引公众目光聚焦博物馆，尤其是地方性特展。挑战则在于地方馆固有的资源局限，以及在展品借调方面缺乏大馆的号召力。尽管如此，地方博物馆仍能凭借深挖在地性优势，通过独特视角切入，有效活化名人文化资源。
问：展览已近尾声，我们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观众的评价和报道，您有了解过嘉兴本地人和游客对于展览的态度吗？您对观众有一些怎样的期待？
刘：我非常欣慰地看到各类媒体与社交平台对展览给予诸多积极评价，令人倍感鼓舞，更令人欣喜的是展厅中众多书画爱好者展现的深厚学养，以及志愿讲解员们对展品源流的精彩阐释——其深度解读甚至使我本人获益良多。
策展人仅是展览叙事链中的一环。我们虽尽力组织展品、构建叙事，但展览价值的真正传播与深化解读，更仰赖社会公众、媒体以及广大爱好者的共同参与。众多观众对项元汴及其展览的深度关注，对展品进行多维阐释，正是展览意义得以延伸与升华的明证。这场展览的成功，实则是多方积极力量汇聚的成果，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与自发传播，实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展览现场
外部展板
（本文指导老师为林梢青，本访谈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系2022级“艺术访谈与编辑”工作坊课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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