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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心理学正在迅速从边缘走入中心。从社交平台到日常对话，越来越多的人用“原生家庭”“MBTI人格”“NPD”“高敏感体质”等词汇描述自身状态。这些原本属于诊室的专业术语，如今成为了人们理解痛苦、讲述自我的通用语言。
中国的“心理热”并非一蹴而就。从1990年代《知心姐姐》式的大众启蒙，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层面对心理干预的认可，从“积极心理学”的流行，到近年来描述疼痛、创伤和内心挣扎的心理语言的兴起。
“自我”成为思考单位，并非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如人类学者张鹂所言，“自我”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概念。在集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年代，个体往往被嵌入社会角色中。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才开始带着“自我”的眼光探视周遭，国家在社会保障中的退出，也带来了责任的个体化——心理语言，开始成为理解痛苦、寻找出路的替代性支持系统。
“心理热”既是文化现象，也是一场社会变迁的折射。界面文化发起“探秘中国心灵”系列报道，尝试从多个维度审视这场心理热：它如何进入我们日常生活，又如何塑造我们的感知和经验？在感受被迅速命名的此刻，我们希望重新提问：我们为何如此需要心理学？
今天刊发的该系列第一篇报道，聚焦人类学者安孟竹，以及她对“心理热”背后文化逻辑的观察与思考。
在原定采访日的当天，安孟竹临时发来消息，希望推迟几天。原因是痛经严重，说不了话。在重新敲定的日子见面时，我告诉她，我也痛经，我们讨论了到底哪种药可以缓解疼痛。
疼痛是一种无需说明的经验。它是直接的、共享的，也往往是被忽略的。它可能也是理解安孟竹研究的一条线索——身体的疼痛、情绪的疼痛，以及那些无法归因于个人的、结构性的疼痛。
安孟竹，独立人类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也是人类学媒体《结绳志》的编辑。她的研究围绕照护、神经多样性与本土精神健康展开，研究起点是私人的：母亲照护外婆时的易怒、身体经验的发现与波动，以及关于“如何承受痛苦”的长期疑问。
这些经验，也让她关注中国“本土的心理热”现象——近20年来，心理治疗产业在中国城市发展蓬勃，心理知识与实践向日常生活广泛渗透。安孟竹也是这场心理热的研究著作《Anxious China》的译者。从1990年代《知心姐姐》式的心理启蒙，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国家级心理干预，再到后来的“心灵鸡汤”和自我提升浪潮，如今，我们走入了一个鼓励“觉知”和“边界感”的时代。看似更加自觉，但也同样很紧绷。
当心理学变得如此日常，它是否也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规范？人们被鼓励觉察并归因，仿佛情绪也有一套自助指南。“情绪勒索”“边界感”“自恋型人格”这样的话语会让我们更理解彼此吗？还是帮助我们更快地贴标签、抽身而退？
和安孟竹的采访正是从这些流行心理概念开始的：那些用于分析的词汇，如今如何重塑我们理解痛苦、看待亲密的方式？
“像是大家都在寻找心理魔法。”她说。
而心理学另一层面临工具化的危险，来自更宏观的层面，比如成为企业替代管理冲突的手段，成为高校筛选“不正常”学生的合理流程。
她认为，在这个情绪可以被迅速命名的时代，心理学不该只是用来“好起来”的工具，它也应当是一种帮助我们理解此刻，理解我们正处于怎样的社会结构和处境的语言。
回到精神健康
安孟竹第一次察觉到，自己的感知方式和别人不太一样，是在小学课堂上。她读不顺课本上的一行行字。文字在她眼中是一块一块，而不是一行一行的，她需要用尺子横着压住，才能从每一块里提取关键词，勉强拼凑句子的意思。
起初，她以为是自己不够聪明，直到多年后，在了解到神经多样性（ Neurodivergence，指一个人的大脑在信息处理、学习方式和行为模式方面与“典型”模式有所不同。 ）这个概念后，她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些人天生在信息接收和表达上有不同的神经结构。
正是这份微妙的差异感，让她在后来的学术与田野中，总是被一种“微弱”的声音牵引着。她本来研究知识生产，谈权力、文化、机构。然而经验总是以它固有的方式，把她拉回到精神健康的议题上。她去访谈育儿社群中的母亲，发现这些母亲都曾陷入某种痛苦——抑郁、愤怒和倦怠。她了解神经多样性群体，也总是听到人们在讲述成长中受困的经验。
“在研究别的东西的时候，”她说，“精神健康总是悄悄地回到故事中心。”
对“精神”的敏感并不只是学术兴趣，也是从生活里得来的体认。大学快毕业的那年，姥姥突发脑溢血，昏迷在床六个月。母亲几乎每天守在床边。安孟竹记得，那段时间，母亲开始无缘无故对家人大吼大叫，情绪暴烈，连平日一贯沉稳的语调也变得尖锐。家中被压抑的气息笼罩。安孟竹意识到，照护不是一项纯粹的身体劳动，它影响到一个人的情绪和性格，以及原本的自我。
“长期照护的压力在一点点改变她，但我那个时候大学还没毕业，我不知道精神健康的问题，是怎么跟一个人的社会处境，甚至性别，在家里面的位置是有关系的。”
几年后，父亲又病了，是一种慢性的、持久消耗人的疾病。母亲再次成为照护的主力，要为他准备高蛋白饮食，适应病痛中的情绪起伏，并同时维持家庭的基本运转。疲惫持续在日常中发酵。安孟竹常常是直面母亲情绪状态的人。她意识到，“照护”也好，“精神健康”也好，这些议题，就是在这样具体的瞬间被连结起来的。
母亲让她意识到，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处境，所面对的劳动状态，以及身边有没有密切的支持网络，这些因素彼此交织，影响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从母亲的经历出发，安孟竹开始持续关注那些处境类似的人。“照护”这个词开始在她的研究里占据了更大份额。
治疗自我
安孟竹很早的学术田野，涉及到了一个由母亲组成的心理读书会。成员多是三十到四十岁的城市中产女性，在家庭与职场的夹缝之外，她们聚在一起读书和讨论心理学知识，从“觉察”到“疗愈”，心理学好像成为了她们理解自我的方式。
在读书会上，有人说自己情绪失控后对孩子大吼，有人说自己在婚姻里感到被忽视，却又“无法表达”。心理学似乎提供了一种通道：她们学习“倾听的艺术”、训练“非暴力沟通”，努力控制愤怒、理解创伤，希望通过理解这些知识来疗愈自身。
但安孟竹隐约觉得，这又一次构成了另一种内耗。在她的研究中，一个很典型的观察就是：那些妈妈们在接受咨询师建议后，被鼓励去“关注自己”、“拥有自己的生活”。于是她们开始尝试从对孩子和家庭的过度投入中短暂抽身，去健身、美容、跳舞，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但最终的目标却是为了“恢复能量”，以更积极、轻松的姿态，回到家庭中，继续扮演好那个原有的照顾者角色。所以“自我关照”并没有真正让她们从性别化的照护劳动中脱钩。
原本女性就承担了更多的家务、育儿和照顾工作，现在她们还要被要求更有“情绪觉察”、更能“自我调节”。在结构性处境没有变化的前提下，这就成了一个不断回环的矛盾。
“治疗型自我”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张鹂提出的概念，她认为“自我”的浮现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和新鲜的现象。它的出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自我”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日常语言中几乎是空白，人在此前生活于集体之中，改革开放之后，“个人”才成为用来感受外部世界、或者干预自身问题的媒介。
“张鹂也提到，‘治疗型自我’；其实包含两个回环的过程：disentangle（解脱）和 re-embed（重新嵌入）。你首先要从那些密集的、可能带来伤害的关系里抽离出来，找到你自己，你究竟是谁？你需要什么？但这并不是终点——它的目的是让你能更好地回到那个关系处境里。反而有时候这种‘重返’，会让人更加难受。”
在这样的背景下，心理学语言迅速流行开来。它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支持系统——当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负责”，面对生活中的风险。于是，被迅速推向市场的、商品化的心理知识提供了一套工具性的语言，让人得以命名自身的情绪，并尝试从中找到出路。
这并非简单的知识引入，也涉及了一整套本土化的调整。安孟竹提到，心理咨询在中国的受众心态往往更加实用主义，期待快一些“见效”，最好是几次就“好了”，而在西方，咨询会更强调的是长期陪伴与新关系模式的练习。
社会历史经验也会影响对这一学科的接受，“比如认知行为疗法（CBT）就在中国很流行”，这一疗法强调“改变观念以改变行为”，其“思想先行”的逻辑，与过去长时间以来的“思想工作”传统形成了连续性。“很多在单位做组织工作，或者高校辅导工作的从业者，会更天然认同这套方式，也更容易成为CBT的倡导者。”
她还观察到的另一个困境是——我们不习惯表达。许多男性来访者甚至无法描述自己的感受，他们不愿剖析，也难以暴露自己的脆弱。
她发现自己的父亲在看病的时候，表达的感受只有笼统的“不舒服”。对老一代来说，“情绪表达”和幽微的感受的描述是陌生的，“自我”也是晚近被发明的。他们习惯忍耐和压抑，而今天的年轻人则要为“好好爱自己”找技术路径。这种代际差异并不只是家庭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转型带来的震荡。
安孟竹在这层意义上十分肯定心理学带来的意义，“通过从自我层面讲述故事的实践，我们开始意识到内心的感知，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解放。”
心理热
接手翻译《焦虑中国》的那年，也是安孟竹开始系统研究“心理热”的开始。这本书由张鹂写作，英文原版出版于2014年，讨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转向西式心理咨询来应对他们的心理困扰，这场“心理热”如何重塑自我、心理、家庭和治理模式。在翻译的过程中，安孟竹穿梭于原文、受访者的声音，以及自己的田野笔记之间，试图厘清中国的心理化路径。
“焦虑”作为书名的选择，并非单纯强调这种情绪，指向的是一种更为深层的反应。高速的社会变迁落到日常生活里，会展现出亲密的重构，代际冲突，以及自我认同感的动摇。这些问题常被归结为“心理困扰”。
1980年代末，一间位于昆明的教学楼里。那时，德国治疗师带着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系统课程，走入刚刚对“心理”二字解禁的中国社会，开设了“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班”——通称“中德班”。这是一场不被多数人察觉的“文化移植”，也是一套西方心理知识系统，在中国土地上开始试图扎根的原点。
在随后的二十年间，这套外来语法以地下水的速度缓慢渗透。这点在90年代末就显现了出来。那时心理治疗尚未成为一个规范的行业门类，公众对心理的理解大多来自“知心姐姐”和深夜电台，还有电视台的心理节目。人们对“心理”的意识开始萌芽，此时还尚未形成规模性的语言。
2008年汶川地震，成为一个关键节点。心理援助以官方身份介入了国家灾后救援。这标志着心理治疗作为一种助人技术首次被正式纳入公共治理体系，被国家视为“有用”的工具。这一认可也为市场打开了通道。港台地区的心理工作者慢慢进入中国内地，开设课程，建设培训体系，将心理学知识从此大规模地供人购买和学习。
“一个东西被官方认可了，它的合法性就变得不一样了，”安孟竹说，“接下来它就会被市场视为机会。尤其是港台地区的一些治疗师，当时很快察觉到中国存在这样一个心理干预的空白，于是大量进来，在这里卖课开课。”
那波心理热潮与当时流行的“成功学”语言也有着微妙的交叉。从“积极心理学”“激发潜能”到“改变思维方式”，安孟竹认为，那一时期，心理学更多被用于建构一个更高效和积极的现代主体。疗愈不仅是为了情绪修复，更是为了自我提升。
“那个时候图书市场上卖的最好的都是所谓self-help books ，中文翻译成励志书，内容上大部分是心灵鸡汤，教人通过一些心理层面的管理或者是干预，取得市场竞争的成功，很多时候还会跟一些演讲、口才、培训班之类的东西去做结合。”
三十年后，对比当下的心理热，可以很明显看到社会经验的变化。现在最流行的心理学议题关注关系与情绪，或者内心隐秘的感受，比如“社恐”“自我接纳”，它不再主要依托“鸡汤式”励志书，许多人开始愿意谈“失败”，谈“难以沟通”，以及自我的“内在冲突”。
“当这个社会再也无法用成功叙事来安抚自我时，”安孟竹认为，“人们开始转向对痛苦的书写，寻求一种新的意义系统。”
魔法时代
在安孟竹看来，我们或许正进入一个“魔法时代”。
这种感受来自她对当下心理语言趋势的观察：比如在“学霸猫事件”中，她注意到不少年轻人反复使用“魔法”这个词——“我希望它像魔法一样让我好起来”。
“魔法”似乎成了一种对抗痛苦的许愿机制，一种可轻易获得并且能快速改变现状的方式。“好像越来越多人在渴望这种魔法，也尽可能地回避痛苦。”
比如在关系里，一旦识别出对方具有某种“有毒特质”，就迅速划清边界，甚至切断关系。她理解这种做法的出发点。对那些共情能力强的人来说，“设立边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策略。但当它变成一种标准化的应对模式时，是否也在遮蔽关系的复杂性？
“她意识““魔法”“咒语”乃至“生命教练”的流行，背后承载的不仅是个人需求，而是一种集体性的不安。它不一定来源于明显的创伤，更多的是持续和隐形消耗，比如不断自我优化的压力，和没有明确出口的疲惫。“你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是既要努力但又没有意义的，你又在其中不断的遭遇和人际关系的创伤、消耗。”
“为什么你要寻求魔法，因为生命中遇到了很多的困境和伤害，所以你才要寻求对于痛苦的回避。我觉得回避痛苦这件事情好像成了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但是就哲学上讲，受苦就是一个人存在本质，人生不就是在痛苦之中学习到很多事情的吗？”
这些年，越来越多带有“诊断性”的心理术语进入日常语境：NPD、原生家庭、回避型依恋……人们开始习惯用这些词语标注他人和自我——受害者，有问题的人，过度共情的人，“有毒的人”。
安孟竹警惕语言的转变，“如果一个词什么都能解释，那它可能就什么都解释不了。”
比如“原生家庭”在社交媒体上的频频出现，仿佛成为一切创伤的解释。
在她看来，“原生家庭”过度聚焦了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而家庭本身是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的存在，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很典型的家庭模式，你爸爸是一个在经济上升期一定要努力赚钱养家，每天都在家里面缺席的人。然后妈妈就是在一个缺少支持的情况下把你养大，又在你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情感投射，因为她跟你爸之间没有互动。”
这涉及到社会变迁如何在家庭层面被凝聚和传递。中国家庭在短短半个世纪里经历了剧烈变迁，安孟竹提到代际之间的话语权——上一代人的童年还在为吃饱饭这件事情而挣扎，没有被自己的父母好好地对待过。现在谈论原生家庭创伤的话语，很多是这一代人才有的一些语言资源。上一代人或许也在原生家庭中经历了很多痛苦，但这些痛苦没有变成语言，只是转化成了对下一代人的伤害。
“我不是要为亲密关系中可能存在的暴力合理化，但如果我们忽略了结构性的背景，是没办法真正谈清楚‘原生家庭’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经历了什么，以及它是怎么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在西方理论中，家庭是潜在的创伤源；而在中国语境里，家庭则往往是道德中心，是需要感恩的地方。如今，“原生家庭”概念的流行，或许也内含着一种文化上的反弹——人们开始尝试去审视和质疑那个一度被认为不容置疑的、神圣化的家庭。
安孟竹并不反对心理学的使用。她真正关心的是：在这套看似普遍有效的系统中，哪些人被遗漏了？哪些问题被转译成了“你自己的事”。她承认心理学更擅长处理个体层面的感知与情绪，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过度依赖它？是否把回应痛苦的责任全部交给了它？
在她看来，心理学从来不是用来替代社会改革或公共讨论的工具。它不应该成为唯一的解释机制，也不是万能的解决方案。她警惕那些将心理语言用于治理的情境：高校通过心理测评劝退学生、企业用心理咨询取代对劳资矛盾的正面回应。
“我们是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来应对痛苦？”她反问。最终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如此需要心理学？当我们谈论“创伤”与“疗愈”时，我们是在诉说谁的历史？又是在承认谁的痛苦？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当下的心理学热？
安孟竹：现在的心理治疗知识和话语技术，更多地渗透到了大众文化领域。心理实践和身心灵疗养产业在持续扩张；另一方面，很多心理学的语言和概念，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成为了普通人理解自我的一种便捷工具。
90年代心理热的时候，当时的self-help大多内容是类似心灵鸡汤，更多的是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帮助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现在心理类书籍似乎更多转向了解决人际关系中的普遍痛苦，比如害怕被讨厌、情商不足，或者教你如何实现自我觉醒和自我接纳，这些都是内容上的变化。
还有一些变化，比如在早期像张鹂老师他们做的心理学研究，更多观察到社会层面的心理研究班非常崇拜权威和大师。比如，萨提亚系列的专家，会被邀请到中国开大师班，那时候大师班的风头很劲。但现在这种对“大师”的崇拜已经没那么强烈，更多的是自学或者社群共学。现在微信里就有很多心理共学小组，还有很多心理学公众号，心理内容和服务产品的平台化是一种新的趋势。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心理学会把责任都推给个人，仿佛社会就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安孟竹：我觉得心理学并不否认每个人的痛苦都有社会性的一面，但它的干预方式更多的是聚焦在个人的情感、情绪和认知上。
社科领域中有些人会担心，心理学处理痛苦的方式是不是过于私人化了？是不是让人们忽视了痛苦背后潜藏的社会经济原因？我个人并不责怪心理学没有做到这些事，反而是当我们知道痛苦有多重维度——内在的、关系的、社会的、历史的——是不是只有一种应对方式？这不是心理学能单独回应的问题。其他知识和实践领域也要为应对痛苦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在现在，很可能其他方式已经没法解决问题，所以都转向了心理学。
而且心理治疗内部也会有一些创新性的变化。比如拉美地区的解放心理学，将心理学与解放神学结合，关注社会文化权力结构。而女性主义治疗流派也开始逐渐兴起，会帮助来访者看到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结构性困境，不让个体仅仅陷于“我有问题”的感受中，也鼓励情绪书写和表达，比如通过集体创作把女性愤怒转化为创造性力量，这在戏剧治疗中也有所运用。所以心理学内部也在不断反思和变革中。
界面文化：你如何理解年轻人在“躺平”与“内卷”间挣扎？你会如何建议？
安孟竹：首先我在想，当我们在谈论中国年轻人时，我们究竟讲的是谁？关于中国年轻人的表述，尤其在文化媒体中，更多的是聚焦在城市中的年轻人。外卖员或者职校生这些群体，和都市上班族、高校大学生这些人，算不算是一类人？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否相同？
如果一定要说，我关注这几年在疗愈产业中，寻求帮助的人或者受众有一个词让我特别震撼，就是“魔法”。年轻人对于“魔法”有各种各样的寄托。比如，学霸猫案例中，它让年轻人做任何事情都要轻松，不要吃苦，不要太过纠结，应该顺应自己的喜好去做。
“魔法”当然能够给人力量，但它背后其实是一种捷径的预设：在与世界相处的过程中，我们要回避所有的痛苦。如果某件事让你不舒服，那它一定是错的。为什么要寻求“魔法”？不就是因为生命中的困境和伤害缺少外在的出口和实践的路径吗？当玩这个现实的游戏难以让你获得渴望的生活、反而不断确认你的失败，让你痛苦不堪，而这种无处消解的痛苦，就变成了一种只能选择去回避、摆脱的东西。
但从哲学角度来说，受苦其实是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生不就是在痛苦中学到许多重要的事情吗？但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找不到支持自己从苦痛中修复的关系和空间，那就只能求助于魔法了。
界面文化：“韧性”总被拿来描述个体如何抵抗冲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你觉得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如何维持一种不被打散的韧性？
安孟竹：韧性不是打不倒，而是可修复。过去有一套陈旧意识形态，倾向于鼓励人变得更加强悍，从而更能抵挡脆弱。这套话语今天当然是不管用的，尤其是，内卷时代的人特别容易陷入自我耗竭和无力感，还怎么要求一个人用一种英雄主义的姿态去面对迷茫、焦虑和痛苦呢？
当然，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人是不可能不困顿、不受伤的，关键是，你是以个体的姿态面对这些痛苦，还是拥有一套支持系统？我觉得韧性来自于健康的关系支持，而不在于个体的强大。伤痛能被聆听和承认、脆弱时能够被接住，迷茫的时能够找到信任的人，这些都是伤痛过后重要的修复性力量。
这种韧性的维系也依赖于一些结构性的条件，比如我们的教育和职场环境有没有足够的弹性去容纳多元的个体；在个体遭遇脆弱的时候，生活的空间里能否浮现一些互助网络（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让失业者免费用餐的小餐馆），以及公共的话语空间是否允许我们讨论和表达痛苦等等。
界面文化：很多心理学词汇比如原生家庭、MBTI人格、NPD……都非常流行，怎么看待人们依赖各种术语给自己或他人贴标签的趋势？
安孟竹：标签是对一些感受和经验的归纳，让一些过去难以表述的感受有一个可以指认的方向，或者用彭仁郁（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员）老师的话说，帮大家正当化一些过去没资格被讲述的经验。当然标签的滥用也可能会把一个复杂的、立体的人扁平化。我们跟另一个具体的人互动的感受，是很难被一个粗暴的标签说尽的。
我具体谈谈关于原生家庭这个词，它背后的语言逻辑更像是一种指控的逻辑。创伤研究里说，痛苦的表述是一种寻求正义和认同的方式，人们期待通过揭示创伤来换取同理。这是一种可理解的诉求，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伤害也不可否认，但在今天，原生家庭的几乎成为了一种解释一切个人问题的元叙事。
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目前对于原生家庭创伤的讨论，更多的是在确认一种内在的自我确定性暗示。每次经历伤痛，每次在关系中失败时，我们都会再次确认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创伤。但对于这些创伤的讨论和归因总是过多聚焦于家庭内部、父母和子女间的互动，而没有看见“家”这个社会单元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究竟承受了怎样的剧烈变动。毕竟，家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存在，亲密关系也无法脱离社会背景。
而关于如何走出原生家庭的创伤，或者如何获得某种重生的讨论，目前也缺乏具体的方法探讨。确实原生家庭带来了伤害，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反而被讨论得很少。我们可能过于聚焦在痛苦溯源的部分，却忽视了如何处理后续的问题。
界面文化：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经验，在你感到混乱或失衡的时候能让你平静下来？
安孟竹：一是在一切转化为情绪之前先做一做自我觉察，也可以算是某种“内观”，看看我的情绪背后真正的关切是什么。
找信任的朋友聊，也是个方法，虽然这不是正式的治疗谈话，有时候话题也会飞到九霄云外，但表达本身可以变成自我梳理，交流也可以收获他人的视角，对于把自己从一个偏执的情绪深渊里拔出来是有好处的。当然，人年纪越大可能越不好意思麻烦彼此，最近在被一位台湾地区的社工朋友多次安利之下，也在尝试和ChatGPT聊天。
有时候会选择去劳动，做家务什么的，身体动起来去处理眼前具体事情的时候，焦虑感会减弱。
（文中图片除标注外，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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