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音乐剧《大状王》为何在上海一票难求？

adminddos 2025-06-19 10:36:35 3 抢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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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文化广场2025年“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首部公开的展演剧目，6月17日在沪开锣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状王》早已未演先热，一票难求。两天的演出，更为该剧积攒了相当好的口碑。

粤语音乐剧《大状王》取材于广东民间传奇中清末四大状师的故事。这四位状师，“桥王之王”陈梦吉、“扭计师爷”方唐镜、“捉刀师爷”何淡如及“文怪师爷”刘华东，在历史上确有原型。其中，陈梦吉被广东民间公认为四大状师之首。

他们的生平在民众的口口相传中，被不断修改润饰，套入古典公案小说正邪二元对立的叙事范式。民众的集体潜意识偏爱如此故事：方唐镜是专为权贵辩护，善于利用法律漏洞，以势压人的讼棍，陈梦吉则每每与之相斗，因其技高一筹，而能在鸣冤鼓前击败方唐镜，为贫苦百姓伸张正义。

后来，随着状师故事在粤地的广泛流传，源自鼓词《紫金钗》，并在京剧《四进士》中大放异彩的虚构人物宋士杰，也被列入四大状师。而在《四进士》的粤剧版《审死官》中，“宋士杰”之名则写作“宋世杰”。周星驰1992年的同名喜剧电影《审死官》，沿用了“宋世杰”的写法，并进行一些影响深远的设定修正，如将原剧的故事背景从明朝嘉靖年间挪到清朝道光至咸丰年间，把宋世杰从老生改为小生。

观众不难发现音乐剧《大状王》向周星驰电影，即《审死官》及之后的《九品芝麻官》（1994）致敬的地方。熟悉这两部电影的观众，会觉察出，《大状王》乃是将这两部已经成为香港流行文化经典的电影，视作层递累积的材料制作出来的。它们之中许多案件情节及叙事元素颇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去掉无厘头的喜剧装饰，以及为娱乐大众而设的大团圆结局，《大状王》揭示出公案故事与状师传奇本质的悲剧性：在封建社会中，个体的机敏与智慧，终究难以与权力抗衡。

公案故事希求的是统治秩序内部的裂隙，一个恪守儒家伦理的清官循吏忽然降临，仿佛统治机器内部一枚反方向旋转的齿轮，他替代民众承受整个系统的重压，直至崩溃。如2005年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的结局，主人公宋慈，将整个南宋朝廷的吏治腐败披露在皇帝面前，皇帝假意接受，却故意失手烧毁证据。

《大宋提刑官》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甚至接近侦探小说的公案故事，其主人公乃是现代法医学的先驱之一。与之相比，在刑侦及司法实践上，古典公案小说中的循吏与状师传奇里的主人公们，完全乏善可陈。因此，当清末舶来的侦探小说大量传入时，公案小说与状师故事便很快失去读者。

据《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统计，清末共出版原创小说1531种，翻译作品1101种，其中，西方侦探小说占全部翻译作品的五分之一。几乎所有当世西方侦探小说名家的作品，都有译本，每逢他们有新作问世，其汉语译本便会同步跟进。究其原因，乃是晚清知识分子将翻译侦探小说，视作启蒙民智的一种手段。

状师和侦探相比，全然是封建时代司法制度的产物。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看作当代律师的古代翻版，而要明了，在识字率低下，社会流动停滞的古代社会，状师身份本身便意味着他们需要依附于特权生存。在知晓自己所受诅咒之前的方唐镜，正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状师。

《大状王》的考究之处，则正在于剧中方唐镜与宋世杰两个角色的设定。传统意义上的正面角色宋世杰，成了一个被复仇欲望蒙蔽双眼，不断唆使方唐镜作恶的鬼魂。由此，民间故事原型中的正邪二元结构便被解构，方宋二角的性格，其实是如阴阳般互相交织，彼此转换的关系。如此，方唐镜由讼棍到忏悔者，再到英雄的转变，就不再突兀，因为从一开始，他就不是一个抽象的反面典型，而是一个有恐惧，有弱点的人。

而宋世杰作为鬼魂的存在，又使舞台空间得到拓展，祂所身处的空间，是一个除主角外凡人所不能涉及的空间。这恰似莫里哀在《伪君子》中利用达尔杜弗在桌下的窃听所造成的喜剧效果，透过在可见的舞台空间中嵌套一个不可见的空间，来制造误解的绳结。当然，剧中还存在着另一重对比，方唐镜与宋世杰一人一鬼的组合，早已对公堂上对手的心理洞若观火，却依然难以与封建权力为敌。为了呈现这重对比，《大状王》几乎完全舍弃了推理元素，鬼魂宋世杰的读心术无往不利，但即使他们清楚地知道特权阶层的诡计，他们也无法在本就畸形的权力结构中获得正义。

真正的正义，或许只能寄托于书写与叙事的政治。《大宋提刑官》中，宋慈心灰意冷之后，转而投入《洗冤集录》的创作，希冀着能够将毕生办案实践中累积下来的一手经验，流传下去。这部电视剧由此成为关于书写的元叙事，其所有情节最终汇入一个文本。

《大状王》同样呈现出元叙事的结构，但更加精妙。剧内剧外存在着双重的叙述者：说书人与女主角秀秀。说书人的文本赋予戏剧以推动力，仿佛舞台不过是文本的具象化，然而在舞台之中，却又内嵌了一个正在被书写的文本，即秀秀笔下方唐镜或宋世杰的故事，那个孕育了这个舞台的元文本，或许正是舞台之中秀秀所写的文本。由此，文本与舞台彼此交错，仿佛正在蜕皮的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这并非花哨的戏剧构作技巧，而是切合《大状王》意旨的安排。法律不应该只是文本的游戏，如这音乐剧开场所唱的那样，输赢只在乎“字字字”，正相反，法律要容纳公众最普遍的关切与思考。而说书所代表的，即是公众为其共同体制造叙事的能力。透过这些叙事，我们找到了律法最初的来源：正是那舞台上，时而如阴影般默不作声，时而和过水的烙铁一样嘶叫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