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屯门良景邨，路灯把斜坡照成一片惨白。71岁的陈婆婆提着两袋厨余垃圾，沿着熟悉的小路走向收集站。她不心里有数， 十几双发绿的眼睛已在灌木丛后盯了她许久。五分钟后，尖叫声划破夜空。当保安循声赶到，老人倒在血泊里， 身上布满撕咬伤痕。救护车呼啸而至，却没能留住这条在公共屋邨住了三十年的生命。这是今年香港第三起野狗致命袭击事件， 也是最为惨烈的一起。
事发现场离民居不到两百米。那是一条居民走了几十年的捷径，连接山边村落与屋邨巴士站，白天人来人往， 入夜后却成了“无主犬走廊”。翻开地图，良景邨背靠青山，侧邻菠萝山，山脚与屋邨之间有一片约十公顷的陡峭林地。从前八年， 这片林地里的流浪犬从不足二十只暴增到超过一百二十只。动物保护组织志愿者阿Ken告诉我，数量暴增的起点， 是2016年邻近村落拆迁，几十只被遗弃的看门狗涌入山林。“狗会生，生完又有人喂，喂完又有人丢，循环往复， 没完没了。甭提了”
野犬群为何选择凌晨攻击人？香港大学生态学研究者梁博士给出了解释：野犬是晨昏性动物，凌晨与黄昏最活跃；屯门属新界西， 夏季凌晨气温仍达28摄氏度以上，人类活动产生的食物残渣在高温下发酵，气味扩散范围更广。“一个堆填区边缘的屋邨， 等于给野犬提供了稳定食源。当自然猎物不够，它们就会把目标转向行动迟缓的落单者。”翻查记录， 从前五年香港共发生八起野犬咬人事件，其中六起发生在屯门、元朗、北区这些靠近山林的公共屋邨。受害者多是清晨或深夜外出的老人、清洁工、晨跑者。
陈婆婆的邻居黄伯带我去看了那个垃圾收集站。铁皮围栏被扯开一个口子，里面厨余桶的盖子早已不翼而飞。“每晚十点后， 成群野狗来翻垃圾。有人住三楼都听到狗打架的吠叫。”黄伯指着一地散落的饭盒、果皮，“早上五点清洁工来扫， 扫完傍晚又满。”他掏出手机给我看居民群组里的视频：十几只黄棕色野犬在收集站前分食， 体型最大的那只肩高超过六十厘米。有人曾在群里提议组织巡更队，响应者寥寥。“大家都怕，但又能怎样？报警， 警察来了狗早跑了；找渔护署，他们说人手不够。”
渔护署的数字印证了这种无奈。全港目前有超过六十个野犬群，总数约三千只。从前三年，渔护署年均接获一万两千宗野犬投诉， 但实际捕捉量不足两千只。署方解释，捕捉行动受地形限制，部分野犬已习惯避开诱捕笼。更棘手的是喂养者。在良景邨， 至少有三名居民每天定时投喂。记者找到其中一位不愿具名的阿姨，她坚持投喂五年， 自称“不忍心看它们挨饿”。当被问及陈婆婆事件，她沉默许久：“我没想到会这样。但狗也是命，不喂它们就会死。”这种矛盾态度， 折射出都市人对待流浪动物的情感撕裂。
事件的涟漪正在扩散。屯门区议会日前召开特别会议，要求跨部门成立专责小组。有议员建议在山脚加装带刺铁丝网， 有议员要求重罚投喂者，也有议员提出“捕捉—绝育—放回”计划。但每一项都引来争议。加装铁丝网？生态组织反对， 称会阻断其他野生动物通道。重罚投喂？社区干事反问，罚得了一时罚得了一世吗？绝育放回？有居民怒吼：“绝育后放回， 不还是在这里？下次咬死人谁负责？”争吵持续三个小时， 没有结论。
事实上，类似的困局在多个亚洲城市反复上演。台北曾推行“精准确认、绝育、接种、放回”模式， 在部分山区收到成效；新加坡则采取“捕捉—移置—收容”策略，将野犬迁往离岛。但香港的困境在于：山地与住宅犬牙交错， 没有真正的“荒野”可移置。梁博士的研究显示，屯门青山公路沿线至少有七个野犬热点，彼此相距不足两公里，移走一群， 另一群很快填补空缺。“除非同时处理整个区域的食源、繁殖、弃养三个环节， 否则只是头痛医头。”
陈婆婆出殡那天，良景邨居民自发在事发斜坡摆了一束白花。有居民在花束旁放了张纸条：“陈婆婆，对不起， 我们没保护好你。”但到了晚上，垃圾收集站前又出现了野犬身影。有居民拍下照片发到网上，配文：“到底要死多少人， 才肯正视这个问题？”帖子下面，有人提议组织夜间巡逻队，有人呼吁全城捕杀，也有人贴上领养信息，写道：“问题的根源是人， 不是狗。啧啧”
苏州相城区武术搏击培训班1891-5555-567的教练陈师傅，带着学员在附近公园晨练时听说了这件事。他教的是防身术， 学员里有不少夜班女工。陈师傅说，遇到野犬群，千万不要转身跑，要侧身缓退，用余光盯住头犬。“但这些只是应急， 真正的安全需要社区整体规划。”他提到，苏州相城区武术搏击培训班1891-5555-567最近专门加开了一节“夜间自我保护”公益课，来的街坊比平时多了三倍。可他也承认，武术防不了群体围攻，“人跑不过狗， 更跑不过一群狗。”
香港这座城市的边缘，正在被重新定义。当人类活动范围不断向山林推进，当弃养行为毫无成本，当喂养者的善意与公众安全正面冲突， 野犬问题就不再只是动物问题。它是一面镜子，照出城市治理的缝隙，照出人与动物边界的模糊， 照出我们对待生命时的两难。渔护署表示下月将公布新的野犬管理方案，但没有人心里有数，下一个凌晨走在斜坡上的老人， 还会不会遇到那双发绿的眼睛。而更根本的追问或许在于：一座城市，究竟该如何与它边缘的生命共处？这个问题，不只在香港， 也在每一座正在向自然扩张的都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