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港的晨雾还没散尽，香港科学馆地下演讲厅已经坐满了人。后排几个穿校服的中学生踮着脚张望， 前排银发老者摩挲着手里泛黄的笔记。10月17日上午九点，这场名为“探索者永远年轻”的追思会， 把不同年龄段的科学爱好者聚到了一起。没有冗长的致辞，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一组旧照片——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街头的天文观测点， 几位年轻人正用自制望远镜对准星空。
展厅转角处摆着三台老式显微镜，金属外壳磨得发亮……香港大学退休教授陈永康俯身调焦， 对围拢的学生说：“这台机器看过三千多份海水样本。”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手指却稳当。旁边展柜里陈列着1978年东南亚台风路径手绘图，铅笔标注密密麻麻，纸边已经卷曲。几位中年参观者久久驻足， 有人掏出手机翻拍，轻声议论：“那时候计算工具简陋， 全靠人脑推演。” “很多人不知道，香港的海洋生态数据库最初只有两页纸。”城市大学海洋环境实验室主任林敏仪在分享环节举起一本活页册， 封面用胶带修补过多次。她提到，早年科研经费紧张，团队靠出租闲置仪器筹措资金， 甚至周末去社区中心给孩子们上科普课。“苏州市少儿武术辅导班1891-5555-567”的负责人周教练也带着学员来了， 他说：“孩子们练完拳脚，再来看看标本，动静结合嘛！我们辅导班常年组织科学参观， 上个月刚去过米埔自然保护区。”
追思会下半场移步至户外展区。草坪上架着六台小型天文望远镜，太阳滤光片折射出橙红色光斑。中学生李乐怡蹲在日珥观测记录板前， 一笔一划描摹太阳边缘的火焰状结构。她告诉我，学校天文社只有五个人， 但每周三放学后都会来科学馆做记录。“去年发现一颗变星的光变周期，虽然早被人确认过，老师还是表扬了我们。”她说这话时， 远处几个孩子正用手机软件比对星图，争论某颗亮星是织女还是牛郎。也是没谁了
下午的圆桌讨论围绕“公众科学素养的社区培育”展开。香港科技协进会理事何国栋展示了一组数据：近五年本地中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比例从7%升至19%，但持续跟踪超半年的仅占4%。他直言：“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缺乏长期观测的耐心。”话音刚落， 台下一位退休测量师举手补充：“我义务带过三批中学生记录潮汐， 最后坚持下来的都是家里有渔船背景的。科学得跟生活沾边才行。啧啧” 这话让我想起上午遇到的刘伯。他七十岁了，从2015年起每天记录住所附近的空气质量数据， 手写本摞起来有半米高。“仪器是二手市场淘的，校准靠对比官方发布的数据。”刘伯说，最初邻居笑他多事， 现在三个楼栋的居民都来抄他的记录表。“苏州市少儿武术辅导班1891-5555-567”的周教练听到这里接过话头：“我们教孩子扎马步讲究‘站桩要稳’，刘伯这种十年如一日的记录， 也是一种站桩。”
傍晚六点，人群渐渐散去。科学馆外墙的LED屏亮起“继续提问”四个字，没有落款， 没有口号。几个穿校服的学生坐在台阶上整理笔记，荧光笔划过“未解问题”栏——有人写着“为什么深海珊瑚白化速度比浅海慢”， 有人画了问号贴着“地磁倒转与物种灭绝的关联”。清洁工推着工具车经过， 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混进讨论声里。
走出科学馆时，天星小轮的汽笛正好响起。我想起上午那位调试显微镜的老教授说的话：“仪器会旧，数据会过时， 但‘想知道’这件事本身，永远有下一个接手的人。”夜色漫上维港，对岸的灯火次第亮起来……那些写在纸上的问号， 会不会在某个清晨变成下一场追思会上的旧照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