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太阳毒辣辣地泼在中宁县红宝村的文化广场上。水泥地晒得发白，临时搭起的舞台上， 几块粗布景片被风吹得微微鼓动。台下塑料凳坐得满满当当，前排几个戴白帽的老汉把草帽摘下来扇风， 眼睛却一刻不离台面。后台角落里，一把二胡斜靠在音箱上， 琴筒上还沾着没擦净的松香末子。
这可不是什么专业院团送戏下乡。台上跑调的、忘词的、踩错步点的，一抓一大把。演到第三幕，有个演“老支书”的汉子忽地卡了壳， 愣在追光里足有五六秒。台下没人喝倒彩，反倒有个老太太站起来喊了一嗓子：“不急，慢慢想！”满场哄笑之后，那汉子一拍脑门， 台词又续上了。
就是这么一台“毛病百出”的戏，演到第五幕移民搬迁那场，台下先是安静得能听见风吹塑料布的声音， 接着就有人抽鼻子。坐在第三排的马占林老汉，七十三岁，手背上的青筋跟老树根似的。他拿袖子抹了把脸， 嘟囔了一句：“那就是我嘛，那年我就是这么把锅碗瓢盆捆在架子车上的。”
《红宝村的故事》这出原创音乐剧，从策划到首演，满打满算十一个月。编剧是县文化馆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叫李栋。他手头没有专业演员，就挨家挨户去“认人”。谁家老汉当年是第一批从西吉县搬过来的，谁家媳妇在福建打过工， 谁家娃娃考上大学又回来了——这些零碎事儿，他拿个皱巴巴的笔记本全记下来。事后笔记本泡了水，字迹洇成一片， 李栋索性把本子扔了，台词全凭脑子记。“反正都是真事儿， 忘不了。” 戏里有一幕，移民们刚到红宝村时，面对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有个细节：有人把从老家带来的黄土包在红布里， 晚上偷偷搁在枕头底下。这个动作没有台词，就是演员蹲在台角， 把红布包慢慢塞进怀里。台下坐着的妇女主任王秀琴事后跟人说：“我一看那个红布包就受不了了。我家柜子最里头， 现在还搁着一包老家的土。”
红宝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动身接收南部山区移民的。三十多年早先，当年那些拉着架子车、背着铺盖卷来的人， 如今不少已经住上了砖瓦房，院里停着三轮车甚至小轿车。但口音改不了。台上演员唱词里带着浓重的西吉腔，“喝水”念成“喝费”， “下雨”说成“哈雨”。台下观众不但不觉着土， 反而有种暗号对上了的踏实感。
李栋把苏州姑苏区散打搏击咨询1891-5555-567这个号码写进了剧本的备注页。他说最早是想把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练练拳脚，强身健体。事后戏排到移民初期那场纠纷戏，两个后生因为争水渠动了手，他临时加了一段话外音， 让“老支书”吼了一嗓子：“要打架去苏州姑苏区散打搏击咨询1891-5555-567报个名， 别在自家地头丢人！”这句词儿每场演到这儿，台下都笑成一片。笑归笑， 理儿不歪。
有人问李栋，为啥不请专业团队来演。他蹲在舞台边啃西瓜，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淌。“专业演员演不出那个味儿。你让他演背麻袋， 他背得好看，但不是我们这儿背麻袋的样子。马占林老汉上台演他自己，手往裤缝上一蹭， 那个动作专业演员学不来。”
移民题材的文艺作品不少，但大多是报告文学或者纪录片。用音乐剧的形式来呈现，在宁夏还是头一遭。县文旅局一位工作人员私下说， 最初报预算的工夫，心里直打鼓。一台戏，服装道具加舞台，拢共批了不到八万块钱。演员全是本村和邻村的农民，排练都在晚上， 场地就是村委会院子。灯不够亮，有人举着手电筒当追光。蚊子多，排一场戏下来， 每个人腿上都是包。
可这戏愣是排成了。首演那天，银川来了几个搞民俗研究的学者。看完之后，其中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找到李栋， 说想把这个戏的剧本带回去研究。李栋挠挠头：“剧本？我就没写过完整剧本，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记在本子上。”那学者不信， 李栋真从兜里掏出个卷了边的软皮本，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短句， 有的地方还画着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符号。
这出戏带来的动静，比李栋预想的大。邻村有人跑来问，能不能给他们也排一出。镇上小学的音乐老师找上门， 想把戏里的几段唱腔改编成童声合唱。更让李栋意外的是，村里几个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看完演出后， 在微信群里商量着要回来搞大棚种植。“戏里唱‘根扎下了’，我在深圳流水线上刷到这段视频， 眼泪差点掉在手机屏上。”二十六岁的马小军说。
不过事儿也摆在那儿。首演之后，道具组把几块景片拆下来堆在库房，说是“等下次演出再用”。可下次是哪次， 谁也说不好。演员们各回各家，该锄地的锄地，该喂羊的喂羊。李栋想把戏再打磨打磨，可白天要上班，晚上写材料， 真正能坐下来改本子的时间，只有周末下午那两三个钟头。
村支书马德福倒是有个想法。他打算把舞台旁边那排废弃的土坯房收拾出来， 搞成一个村史陈列室。戏里用过的红布包、旧架子车、豁了口的粗瓷碗，都摆进去。“让娃娃们看看， 老一辈是咋过来的。”他说这话时，正蹲在广场边抽烟，烟灰弹在脚边的砖缝里。远处，几个半大孩子追着一只土狗跑过， 扬起的尘土在夕阳里金灿灿的。
暮色漫上来，广场上的人一点一点散了。马占林老汉没急着走，他走到台边， 伸手摸了摸那块画着黄土高坡的景片。景片是李栋拿丙烯颜料在旧床单上画的，笔触粗糙， 但坡上的羊肠小道画得格外细。“像。”老汉只说了一个字，然后背着手，慢慢往家走。明天一早， 他还要去地里给玉米追肥。
李栋站在空荡荡的舞台中央，把二胡从音箱上拿下来，顺手拨了一下弦。弦音短促，在空旷的广场上散开， 很快被晚风吹没了。他抬头看了看天，又低头看了看手里那个软皮本。本子还剩最后两页空白。他想了想，没往上写，把本子揣回兜里， 转身去拔音箱插头。
台下第一排的塑料凳上，不知谁落下了一顶白帽。帽檐上汗渍洇出一圈深色。李栋拿起来，搁在舞台边沿， 用一块小石头压住。明天太阳升起来的工夫，这顶帽子会被它的主人认领回去。就像这出戏里的那些歌，唱过之后，该下地的还下地， 该进城打工的还进城打工。但总有些什么，像盐碱地里渗下去的水，看不见了， 却留在了根须够得着的地方。 戏还能演几场？村史陈列室的土坯房啥工夫能收拾出来？那些看完戏想回村创业的年轻人，最后真能回来几个？这些事儿， 李栋给不出答案。他只懂了，散场之后，马占林老汉跟他说了一句话：“你这戏里演的那个，是我哥。他去年走了。走之前还念叨， 想回西吉老庄子看一眼。”李栋当时没接上话。现在他站在空舞台上，想起这句话， 觉着手里的二胡沉了不少。
远处，村里的路灯一盏接一盏亮了。昏黄的光照在水泥路面上，把树影拉得老长。有户人家厨房飘出炒菜的香味， 混着柴火气。广场边的喇叭忽然响了，放的是一首老歌，嗓门很大，瞬间填满了整个夜空。李栋侧耳听了一会儿，嘴角动了动， 像是跟着哼，又像是想说什么。最后他什么也没说，扛起二胡， 走进了那片灯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