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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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券业行家
对头部券商来说，动辄百万的装修工程款可能只是毛毛雨。而在层层转包之后，辛苦干活的民工领班，却只得到了一张欠条。
帝都网点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简称：朝阳区法院）的判决书，涉及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简称：申万宏源证券）旗下北京东四环中路证券营业部（简称：东四环中路营业部）。
关于这家网点，行家查到的公开信息显示：成立于2008年，2022年时曾经有过迁址。
时任负责人魏庆利女士，早年任职于新疆证券，2008年2月在申万宏源证券东四环北路营业部执业。目前已经离职注销。
现任负责人孙佳宁，2010年8月加入恒泰证券，曾任上海漕溪北路营业部、北京光华路营业部总经理。2021年3月加入申万宏源证券，同年4月取得投顾资质。今年5月他出任东四环北路营业部负责人。
正是这家营业部，数年前的装修工程，经过三层转包之后，最终导致“讨薪”纠纷。
层层转包
话说，2021年，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申万宏源证券东四环中路营业部，正在筹备“搬家”。新址的整体装修面积大概800平米左右。
作为一项工程，申万宏源证券东四环中路营业部整体发包给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某科技工程公司）。某科技工程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闫某。而闫某在工友群中“喊了一嗓子”，李某应邀而来，接下了水电和油漆工部分。
据闫某和李某口头约定，李某作为带班人员，工资600元/8小时，工人工资500元/8小时，加班费另计；夜班工人工资600元/8小时。或许因为工期进度要求，李某带队从2021年8月23日到2022年1月17日期间，累计出工14天，应结工资216，100元。以此推测，李某的团队出工人数约为10人。
然而，活是干完了，要起账来，却并不容易。
工程结束之际，闫某已经支付了其中150，400元，尚欠65，700元。2022年1月17日，闫某出具欠条，载明尚欠65，700元，承诺2022年1月31日付清。
而在其后的三年中，李某多次讨要无果。无奈之下，将闫某、某科技工程公司和东四环中路营业部诉至法院。
责任推诿
法庭之上的各方陈述，勾勒出“责任推诿”的清晰轮廓。
闫某虽承认欠条手写内容为其本人所书，却以“未与工长核实清楚”为由拒绝认可落款签名，同时提出两项抗辩：一是欠条出具后已支付21，000元应扣除；二是双方计算的工程量存在工时的差额，需再扣35，000元。
作为中间环节的某科技工程公司明确表示：“与原告无直接合同关系”，主张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驳回起诉。
申万宏源证券东四环中路营业部的抗辩理由如出一辙，同时强调“除质保金外，已与某科技工程公司结清全部款项”。
朝阳区法院审理后作出关键认定：尽管闫某对欠条金额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反驳劳务事实，故采信原告主张的65，700元欠款本金；确认闫某已支付的21，000元应从欠款中扣除（原告主张该款项含其他费用但未举证）；支持原告关于欠款利息的请求，但依法调低了计息标准。
而法院也驳回了原告要求某科技工程公司和申万宏源证券东四环中路营业部“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诉求，认定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这一判决结果，将法律责任牢牢锁定在直接发包人闫某身上，使作为工程源头的券商得以置身事外。
对于李某和他的施工团队而言，即便最终能从闫某处追回剩余欠款，三年讨薪过程中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成本如何计算。那些被消耗的日日夜夜，那些因讨薪而耽误的其他生计，那些在一次次失望中消磨的希望，早已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券商追问
更值得深思的是，作为工程发起方的申万宏源证券，真的能在这场欠薪风波中彻底摘清责任吗？
从法律层面看，申万宏源证券似乎站在了“无责”的安全区。合同是与某科技工程公司签的，并且除质保金外款项已结清。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确实难以让其承担直接的法律责任。
然而，法律的底线并非责任的终点。作为一家有影响力的头部券商，其在工程管理上的疏漏不容忽视。
申万宏源证券在将工程发包给某科技工程公司时，或许履行了形式上的资质审查，但对于工程后续的流转却缺乏有效的监管。装修工程从某科技工程公司到自然人闫某，再到李某团队的层层转包过程中，申万宏源证券未能及时察觉并制止，这本身就是一种管理上的失职。
要知道，风险控制是金融行业核心环节之一，申万宏源证券在其主营业务中想必对风险有着严苛的把控。但为何在装修工程这样的非核心业务上，却对潜在的风险视而不见？是认为此类工程金额不大、影响甚微，还是觉得只要钱已付清，便与己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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