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转自：国际金融报
美国国债规模近日突破37万亿美元，膨胀速度远超预期，创下历史纪录。
37万亿美元意味着什么？
美国彼得森基金会指出，如果将债务分摊给美国民众，相当于每户家庭负债28万美元，每个人负债10.8万美元。
伴随“大而美”法案放宽举债上限，减税蚕食财政收入，国债利息支出飙升，财政缺口持续扩大。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提高关税增收，但收效甚微。
面对债务和赤字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对准美联储……
债务激增
所谓债务上限，是指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最高举债额度，用于履行已经产生的支付义务。一旦触及“红线”，财政部将失去借款授权，无法发行新债，只有国会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才能避免政府停摆与债务违约的风险。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12日，美国国债总额首次超过37万亿美元。2024年11月，美国国债才突破36万亿美元大关，如今仅过去几个月就创造了新纪录。而在2020年1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这一规模要到2030财年之后才会出现。
彼得森基金会8月12日警告称，“如今美国增加国债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得多。”
从34万亿美元到35万亿美元，美国用了7个月（2024年1月至7月），而从35万亿美元到36万亿美元仅耗时3个多月（2024年7月底至11月）。尽管36万亿美元到37万亿美元用了9个月（2024年11月至2025年8月），但在特朗普7月4日签署“大而美”法案，将债务上限提高5万亿美元至41.1万亿美元之后，仅37天内，美国国债便增加了7800亿美元，折合日均增长约220亿美元，相当于每秒增加5.5万美元。
据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JEC）预测，按照目前的日均增长速度，美债总额将在大约173天内再增加1万亿美元。
美国媒体指出，“不断膨胀的债务负担将惩罚子孙后代。”
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警告称，持续的借贷会推高利率，增加家庭和企业的成本。
同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第二季度，全美家庭总负债达18.39万亿美元，信用卡违约率创14年来新高，近一半持卡人无法全额偿还欠款。在高物价、高债务和高利率的三重挤压下，家庭储蓄与消费能力正在被侵蚀，财政失衡的宏观风险正转化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切实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对美国财政的信任正在削弱。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已相继剥夺美国的AAA最高信用评级。今年5月，穆迪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1，并直言美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
关税难填
债务雪球的核心在于入不敷出的财政结构。
支出方面，社会保障、医保和国债利息三项强制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65年的34%猛增至2024年的73%，极大地压缩了政府在可自由支配项目上的调节空间。
在高利率环境下，国债利息支出成为美国政府债务的致命负担。美联储为抑制通胀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4.25%—4.5%的高位，导致美国存量债务再融资成本激增，形成了发债越多，利率越高，利息越重的恶性循环。
据估计，2025年，国债利息支出将高达1.4万亿美元，占联邦财政收入的26.5%。
收入方面，“大而美”法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压力。据统计，该法案延长了2017年的减税措施，直接导致2025财年美国税收收入同比减少2200亿美元左右，预计未来十年减少财政收入4.5万亿美元，从而进一步扩大收支缺口。
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CRFB）严厉批评该法案是“对财政责任的公然蔑视”，预计其将在未来十年额外增加超过4万亿美元的国债规模，并埋下“财政悬崖”的隐患——若法案中的核心政策在到期后得以延续，未来可能还将增加数万亿美元债务规模。
CRFB主席马娅·麦吉尼亚斯直言：“美国财政状况严重失衡，国会却不断让情况恶化。”
为应对巨大的财政缺口，特朗普政府将提高关税税率作为主要的增收工具。美国财政部官员透露，受此政策影响，今年7月的净海关收入从去年同期的约71亿美元飙升至约277亿美元，同比增幅高达290%，创下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启动“对等关税”以来，美国海关收入持续攀升，在本财年前十个月（2024年10月至2025年7月）累计达到135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730亿美元，增幅达116%。
CRFB预测，若相关政策持续至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关税将带来1.3万亿美元的净新收入，到2034年这一数字或可扩大至2.8万亿美元。
然而，关税带来的显著财政增收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快速攀升的政府医疗保障成本所抵消。本财年至今（2024年10月至2025年7月），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主要医疗项目支出同比增长10%，达到1.557万亿美元，增加额为1410亿美元。同时，作为最大单项支出的社会保障养老金，同期也同比增长了9%，增加1080亿美元，总额达到1.368万亿美元。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预算模型负责人肯特·斯梅特斯指出，关税对联邦债务的减轻作用或仅是微弱的。
分析指出，尽管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今年6月曾发布报告，预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在未来十年内减少2.8万亿美元赤字，但现实情况表明，关税收入的增长对于填补庞大的财政缺口仍是杯水车薪。加之特朗普政府多次调整关税税率，且部分关税作为“经济紧急状态”措施正面临美国法院的上诉审理，相关收入预估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其长期财政效益并不稳固。
降息分歧大
面对日益严峻的债务和赤字压力，特朗普将矛头直接指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他多次强调，为了“节省支出”并减轻利息负担，美联储必须降息，并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息不够积极”，政策反应滞后于经济需要。然而，鲍威尔始终维持利率不变。
8月12日，特朗普再度公开指责鲍威尔“总是行动迟缓”，称其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并要求立即降息，甚至威胁就美联储总部大楼翻修成本超支问题对鲍威尔提起诉讼。
次日，他又表示，可能会“稍微提前”任命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并透露已将人选范围缩小至三四位，以接替鲍威尔。
此前不久，特朗普宣布提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接替辞职的美联储理事库格勒。如果提名获得参议院确认，米兰将任职至2026年1月31日。特朗普同时表示，仍将继续物色长期人选以填补该职位。
1984年出生的米兰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被视为特朗普经济战略的“总设计师”。他主导的“海湖庄园协议”被外界视为1985年“广场协议”的翻版，旨在推动美元贬值，提升美国出口竞争力。
分析人士指出，米兰的提名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权力“置换”。白宫赋予其“临时身份”，既可避免国会的强烈抵制，又能让其进入美联储内部，逐步削弱鲍威尔的影响力。
米兰的政策立场与特朗普高度一致。作为弱美元政策的拥护者，他倾向于维持低利率，并认为在全球其他央行利率高于美联储的情况下，较低的利率将推动美元走软。这与特朗普要求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3个百分点的主张高度契合。
目前，美联储内部在是否降息的问题上分歧明显。以鲍威尔为首的“鹰派”担忧关税可能推高通胀，“鸽派”则认为就业市场疲软需要货币宽松。
在7月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理事沃勒与鲍曼投票支持降息，反对鲍威尔及多数委员的立场。这是自1993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出现两位理事在政策投票中同时持不同意见。
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则进一步加大了市场对9月降息的预期。北京时间8月12日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2.7%，与前值持平，低于市场预期的2.8%；环比上涨0.2%，符合预期且较前值0.3%有所放缓。
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显露降温迹象。7月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7.3万，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0万，且5月和6月的新增就业人数合计被大幅下修25.8万个岗位，失业率升至4.2%。在疲弱就业数据公布后，特朗普迅速解雇劳工统计局局长，引发外界对官方数据公信力的质疑，并加剧了市场对美国陷入“滞胀”的担忧。
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庭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鲍威尔在7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其采取观望态度是合理的，但此次温和的通胀数据，结合疲弱的就业报告数据，为放宽货币政策提供了支持依据。
在数据与政治信号的双重推动下，市场降息预期迅速升温。
芝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在9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高达90.1%，到10月累计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62.5%。
掉期交易数据则显示，投资者押注美联储今年年底前将进行两次25个基点的降息，部分投资者甚至预期9月将一次性降息50个基点。受降息预期推动，美债收益率已跌至4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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