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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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漂流记》，王东京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出版
我读大学时曾一度对哲学感兴趣，常去听哲学系举办的讲座。有一次一位教授讲哲学三大终极追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听得云里雾里。后来读黑格尔的《小逻辑》，也基本看不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不适合研究哲学。
是的，研究哲学需要有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而我在这方面却天生不足。读小学时看的书是《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连环画，中学时读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些书皆描写故事，可哲学书没有人物，也没有场景，阅读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有位研究哲学的朋友，彼此交往数十年，可他从不跟我谈论哲学话题。二十多年前我曾问过他：哲学真有那么高深莫测吗？他说：哲学并不高深，而你脑袋只是普通人的脑袋，与你谈哲学，无异于鸡同鸭讲，讲不明白的，你就研究经济学吧。
朋友说的是实话，其实我也知道自己的脑袋很普通。可研究经济学也得动脑筋，需懂得科学的推理方法。于是我重读经典，重点关注历史上那些大经济学家的思考方法。两年读下来，捡到宝，我发现经济学家大多是借助例子进行推理的。
比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开篇讲分工，为论证分工能提高效率，他借助工厂制针的例子作分析；而在分析国际分工时，他又借助英国与葡萄牙生产毛呢与葡萄酒的例子，推出了“按绝对成本优势分工”理论。有趣的是，后来李嘉图也借助上面的例子，推出了“按比较成本优势分工”原理。
1848年，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分析公共品，他用灯塔做例子推出公共品有两大特点：一是消费不排他，二是公共品消费增加而成本不会增加。由此得出结论：“虽然海中船只都能从灯塔的指引中获益，但要向他们收费却办不到。除非政府强制收税，否则灯塔会因无利可图而无人建造。”
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也是用大量例子讨论怎样界定产权将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其中一个例子，是养牛与种小麦。让牛吃小麦，会伤害小麦；不让牛吃小麦，会伤害牛。科斯分析说，假定牛与小麦同属一个人，两者不会有冲突，产权如何界定不重要；若牛与小麦分属于两个人，则会因为冲突而产生交易成本，此时产权界定应以交易成本为依归。
不必再举例。我之所以推崇上面的方法，是因为用例子确实有助于推理。我们知道，今天经济学者大多习惯使用各种曲线（图）做分析，曲线虽不是例子，其实也是为了将抽象的理论具象化，方便推理。但两相比较，我认为借助例子比用曲线更可取，曲线仍是抽象之物，而例子却是来自真实世界。
的确，借助例子推理不仅直观，而且有场景感，只要把自己假定为当事人摆进去，推理一般不会错得离谱，即便是出错，也容易被人看出而及时纠正。更重要的是，借助例子推理这种方法，我们普通人也能学得会，要是反复练习，假以时日便可成为推理高手。
不过，在这里我也要告诉读者，借助例子推理，并非一件手到擒来的事。困难在于，要寻找到贴切的例子。怎样寻找例子呢？当然是要靠自己观察与思考，也可以从前人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前面说过，李嘉图拓展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他用的就是斯密的例子，只不过根据需要将斯密的例子做了改造。
关于怎样寻找（设计）例子，总结经典作家的经验，我认为有三个原则：
首先最重要的，是例子必须具有真实性。我讲的真实性，不是说一定要用你自己目睹或经历过的事，而是要有可信性。若不具有可信性，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或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你的例子就失去了说服力。我不知道科斯当年是否实地访问过养牛与种小麦的农户，但他那个例子却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其次，对真实的例子要加以简化。例子要有真实性，但真事不能照搬，要删去一些细枝末节，将需要用的关键要素保留即可。不然鱼目混珠，不仅你自己眼花缭乱，读者也会迷失在繁杂的例子里。我曾读过一些借助例子做推理的文章，由于作者不懂得简化，如一堆乱麻让人理不清头绪，实在读不下去。
读者要记住，借助例子推理，重点是在推理，而不是在例子本身，不必介绍例子的来龙去脉与具体背景。比如你建议朋友多吃鸡蛋，大可不必介绍母鸡下蛋的整个过程，直接说吃鸡蛋有哪些营养就好了。母鸡下蛋的过程，与要不要吃鸡蛋毫无关系。
还有一点，例子最好能有趣。在已有的经济学著述中，有趣的例子不少。1958年，伦纳德·里德写过一篇《我，铅笔的故事》，他用拟人化手法，讲一根原木如何变成一支铅笔，读来引人入胜。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评价说：没有人像伦纳德·里德这样把市场机制写得如此通透有趣。该文无疑是一篇经典之作。
说来容易做到难。上面的三个原则，是我从大量经典著作中归纳提炼的，并不一定对，更不代表我自己就做得好。不过研读经济学数十年，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也做过不少尝试。告诉读者一个秘密：我自己研究某个问题。通常会先找到一个可用的例子，然后一步步做推理，若找不到例子，我不会动笔写文章。
（作者王东京为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经济学教授，本文摘自《学海漂流记》，该书2025年4月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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