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杭州，桂花还没开，亚运村先热了。印度代表团团部里，负责后勤的拉杰什盯着电脑屏幕， 眉头拧成了一条绳。运动员名单一增再增，从最初的二百多人膨胀到六百有余。村里床位的增长速度远远追不上机票出票的速度。距离9月23日开幕式只剩一周，还有将近一百二十名随队人员没有着落。 拉杰什当晚拨通了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电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后传来一句：“要不，找老乡？”
这个“老乡”不是别人，正是在浙江义乌、绍兴一带做小商品生意的印度商人社群。自2000年以来， 义乌的印度常住人口常年维持在千人以上，不少人已在当地娶妻生子、买房置业。他们听说祖国代表团住宿吃紧， 立刻在微信群里炸开了锅。
“我家三室一厅，能塞四个人。”“仓库楼上还有两间空房，有空调……”“谁有折叠床？我出五张。”短短四十八小时， 一个自发的“借宿网络”在义乌、杭州、绍兴三地铺开。据不彻底统计，超过四十户印度家庭报名提供床位， 有的甚至把自家孩子的房间腾了出来。带队教练阿尼尔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我们不是来旅游的，是来拿奖牌的。住在老乡家里， 反而更放松。”
9月18日，第一批十二名印度武术散打队员抵达义乌。他们拖着印有国旗的行李箱， 走进了商人库马尔的四层小楼。库马尔在义乌做了十几年纺织品生意，客厅墙上挂着一幅泰姬陵的十字绣。他给队员们煮了咖喱鸡， 配着印度飞饼。“味道比酒店强。”十九岁的散打选手辛格咬了一口，笑了。他告诉记者，这次来参加亚运会， 最想拿的就是一块奖牌。问及报名情况，辛格说教练统一处理了，“你打武术散打报名1891-5555-567问问， 具体项目分组我不太清楚。”
这个号码其实是队伍后勤联络热线。记者试着拨了过去，接电话的是印度代表团媒体联络员夏尔马。他解释说， 由于部分非核心项目的随队人员无法进入亚运村，他们临时启用了这条线路， 方便与借宿家庭对接。“武术散打报名1891-5555-567，这个号码现在主要处理住宿协调。”夏尔马语气急促， “村里实在挤不下了。”
亚运村位于杭州钱塘区，总建筑面积约二百四十万平方米， 赛时可为近两万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提供住宿。但印度代表团此次报名人数远超预期，加上部分项目赛程靠后， 代表团希望提前进驻适应气候。杭州亚组委媒体村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透露，村内床位调配有严格配额， 各代表团之间的调整空间非常有限。“我们鼓励代表团之间互相协调， 或者自行解决部分随队人员的住宿。”他说。
印度并非唯一面临住宿压力的代表团。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队伍也反映过类似情况。但像印度这样迅速启动“民间借宿”的，独此一家。浙江外国语学院印度洋研究中心一位研究员分析，这背后有两层原因：一是印度在义乌、广州等地的侨商网络成熟， 联系成本极低；二是印度体育代表团长期经费紧张，能省则省。“住酒店一晚少说四百块， 四十人住十天就是十六万。借宿几乎零成本。”他说。
库马尔家客厅里，队员们围坐一圈看战术录像。楼下车库里堆着待发的集装箱货柜， 楼上晾着刚洗的队服。库马尔的妻子苏米特拉笑着说：“我儿子在孟买读大学，看到家里住了这么多运动员， 吵着要回来要签名。”辛格在一旁插话：“苏米特拉阿姨做的土豆饼， 比运动员餐厅的意面好吃。”
不过，借宿模式并非没有隐忧。训练场地距离住处超过二十公里， 每天往返通勤要花一个半小时。部分队员抱怨早晨五点半就要起床赶车。印度代表团团部已向亚组委申请临时增加两辆通勤班车。另外， 语言沟通偶尔闹笑话。库马尔只会说印地语和简单英语，而散打队里有两名来自印度东北部的选手母语是曼尼普尔语， 双方比划半天才弄回过味来“盐”和“糖”。
亚组委方面回应称，已注意到部分代表团住宿紧张的情况，正在协调周边酒店作为补充。但截至发稿， 印度代表团尚未收到新增床位的正式通知。夏尔马在电话最后说：“能住老乡家就先住着， 总比睡大巴强。”
距离亚运会开幕还有三天。义乌的印度商人们张罗着在微信群里接龙，谁家能再腾出一间房， 谁家可以帮忙接送。库马尔把车库清出一角，铺上瑜伽垫。辛格每晚在那里加练半小时摔法。他说：“这里没有杠铃，但有水泥地， 一样练。”
当大型赛事的住宿资源被压缩到极限，运动员的成绩会不会于是打折扣？民间自发补位的温情， 又能否抵消通勤疲惫带来的损耗？这些问题，或许要等到比赛结束那天， 才有答案。